2.袁世凯被罢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开始，历时一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改革及北洋六镇中四镇的交出，对袁世凯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裁抑，表面上的礼让抑制不了内心的愤懑。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907年7月28日)，袁世凯借预备立宪之机进行挑战，上赶紧实行预备立宪折，密陈十事：一昭大信(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合议制)、八设资政院(州县设议事会，省设谘议局)、九办地方自治、十行普及教育。在振国势一事下，对设立陆军部及铁良、凤山等掌握兵权的满族亲贵大加抨击，希图挽回其失去的兵权，但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引起清政府的不满。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袁世凯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调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阳虽重用之，而阴实预防之也”[180]。虽然官高，但无实权，袁世凯深明这种明升暗降的奥妙，再三要求收回成命，未得慈禧太后允准，只得怏怏赴任，所幸继任直督的杨士骧仍是袁世凯的夹袋中人物。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并由光绪的兄弟载沣摄政当权。载沣掌权后，因袁在戊戌变法时出卖过光绪，立意要杀他。事前，载沣曾征求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张建议，时局危急，袁在军队中有影响，如果严惩，恐生他变，宜镇静宽大为好，“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181]。奕劻也以军情不稳为虑，力保袁世凯。于是清政府只好在十二月十一日发布罢黜袁世凯的上谕：“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182]，把袁放回原籍。

袁回河南后，即遁居在彰德北门外洹上村的养寿园，还特拍摄披蓑戴笠乘小舟垂钓小照，名曰《蓑笠垂钓图》，示人以归隐之意。袁表面上在籍闲居，但实际上仍为北洋军的幕后遥控指挥者，不但京豫间常有人来往，袁还在家中设有电报处与各地音信联络，儿子袁克定与旧部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杨士琦等，经常传送京内情报，有的还亲至养寿园探视策划。袁世凯表面上虽然失势，但他培养起来的政治势力根深蒂固。御史江春霖在弹劾奕劻的奏章中即指出这一现象说：“我皇上御极，首罢世凯。奕劻恭顺以听，而其党亦栗栗危惧，中外相庆，以为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窥见朝廷意主安静，异派无所登庸，要津仍各盘踞，而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画策……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则世凯所荐；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西巡抚冯汝骙，则世凯之戚……而阴相结纳者尚不在此数。”[183]随着清政府政局的不稳，袁党制造各种鼓吹袁世凯再起的舆论。袁世凯则对于朝廷中枢的举动了如指掌，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