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四次徐州会议与复辟丑剧的上演
张勋的复辟企图是通过四次徐州会议一步步地付诸实现的。
1916年6月9日，张勋趁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之后，邀约北方各省与会代表到他的大本营徐州开会，此为第一次徐州会议。会议由张勋主持，议决大纲10条：(1)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2)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3)要求政府依据正当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4)催促滇、黔、桂、粤、浙、蜀、陕、湘各处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5)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6)严整兵备，保卫各省区地方治安；(7)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仍当通力合筹；(8)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细杂捐，以苏民团；(9)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10)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取同一态度[283]。此次会议虽并未标明“复辟”，但仅从会议纲要第一项看来，就已有不忘清室之意；张勋本人更是在会上高谈阔论，“缅怀大清朝深仁厚泽”[284]，而且与会人员中也不乏具有复辟思想者。当时北京发行的法文《政闻报》曾载文对与会者有过如下的分析：
“考核会议中可分二派：一曰反对国会者，一曰赞成国会者。而反对国会者，又可分二部：一曰出于新学校之人物，一曰出于旧学校之人物。若王占元(湖北)、若曹锟(直隶)、若李纯(江西)、若杨善德(上海)、若张敬尧、若陈宧……均系新学校人物，而直接属于段氏者也。若张勋(徐州府)、若倪嗣冲(安徽)、若张怀芝(山东)、若张作霖(奉天)、若赵倜(河南)、若姜桂题辈皆系旧学校人物，而较为自由者也。近来外间谓，旧学校诸人物，颇有复辟之思想，与宗社党之铁良及肃亲王二人，不无关系云。”[285]
这一分析并不十分准确，但社会上已把张勋之流看作复辟人物，可见他们的复辟阴谋已是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了!当时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报纸纷纷登载消息，揭露张勋等人假徐州会议进行复辟的阴谋。寓居天津的在野名流熊希龄也发表通电，从财政、外交、军政和民生四方面阐述复辟的危害[286]。面对社会上的一片反对之声，张勋深感复辟时机尚不成熟，于是急忙出来“辟谣”说：
“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羼于其间……今者国家不幸，变出非常，勋适邀集北方各省代表到徐州集议，并有谣传谓勋实有主张复辟之意，然于昨日开会时，当众宣言证明实无其事，并经通电各省，切勿听信谣言，妄相揣测。”[287]
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词，并没能消除人们的疑虑。6月10日的《申报》曾刊载《告张勋》一文，予以驳诘道：“张勋亦知有国家耶？国家有国体，今日之国体为共和国体，不容稍有背于共和之行动也；国家有国家之主权，今日国家之主权属于国民，不容稍有反乎民意之思想也；国家有国家之法律，今日国家之法律，全国遵守，不容一人违抗者也。张勋而知此始可言国家。”[288]这一驳斥对毫无国家观念、只有满脑子“忠君”思想的张勋来说，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1916年9月21日，张勋又邀集鲁、奉、吉、黑、豫、直、浙、苏、鄂、赣、绥、察、热等省区督军代表至徐州，召开了第二次徐州会议。参与此会的初为九省，后增至十三省区。会议制定了章程12条，并成立了一个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的组织，公推张勋为“盟主”。此次会议的目的“不仅对抗国会与国民党，以及西南各省之军事同盟，且防止北京政府之集权”[289]，而主旨则在于组织一个军事性攻守同盟，从而为日后的干政和复辟打下基础。
段祺瑞虽洞悉张勋等缔结军事同盟蕴藏着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目的，但为了实现其独揽中央政权的政治野心，他对徐州会议采取了姑息甚至怂恿的态度。如果说段祺瑞与第一次徐州会议尚无明显瓜葛，那么，第二次徐州会议可以说是他及其亲信人物直接活动的结果。会前，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曾到徐州与张勋密谈[290]；会议开始后，段又派亲信曾毓隽赴会，并命其携带反对唐绍仪出任外交总长的通电，交由张勋等人拍发[291]。张勋等拍发该通电的次日(9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禁武人干政令”，措词极为严厉，内中谓：“惟有少数之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越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为名，实召亡之渐。”并警告说：若张勋等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则“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不能不筹所以善其后也”[292]。三天后，即29日、30日，段祺瑞才假惺惺地以国务总理及陆军总长名义，分别向各省督军、都统和有关师旅长发出通电，一方面对张勋等人越职干政的行为予以训斥，另一方面又竭力替他们开脱罪责，将他们这种严重违反国法的行为说成是为“热情所激”[293]。这种不痛不痒的所谓“禁令”，其结果只能是形同具文。对此，当时有人曾撰文进行揭露与抨击道：
“然观于段内阁之态度，则有令人不能无疑者。彼定武将军张勋召集之十三省督军会议，其连日所议者，无非藐视《约法》，蹂躏国会，侮辱政府。表面虽以拥护中央为名，其实不过拥兵自卫，目无国法，于人民之休戚，毫不顾念。更进而干涉内阁之进退，甘冒破坏宪法之大不韪。又有散布传单及报纸于京、津之间，历数唐氏之十二大罪者，并于唐氏现住之天津，特开所谓公民大会，以排斥唐氏。此等肆无忌惮之行动，可谓全然暴露无政府、无纪律之状态。乃政府置若罔闻，既不禁止徐州会议，又不押收散布之传单，一若武夫之跋扈，奸人之跳梁，而视为无足介意者，诚不知政府是何居心。无怪近日谣言四起，谓徐州会议、天津公民大会，均为段总理及其部下与帝制余孽协力压服民党之作用，此说不可谓全然无据。若政府与此等有害国家之集会毫无关系，胡不设法禁止耶？况徐州会议更显然违反《约法》，政府不加禁阻，尤令人不得其解矣。”[294]
在段祺瑞的百般庇护与纵容下，张勋等人的复辟活动更形猖獗。1917年1月9日，张勋、倪嗣冲又借各省纷纷派代表赴南京给冯国璋祝寿的机会(1月3日为冯之六十寿辰)，在徐州召集了第三次徐州会议。会议目的是统一北方各省的思想，为“还政清室”作准备。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靳云鹏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实际上起到了操纵会议的作用。会上着重讨论了府院冲突问题，并议决如下五项所谓解决办法：(1)请总统罢斥佞人；(2)取缔国会；(3)拥护段总理；(4)淘汰阁员；(5)促成宪法[295]。从中不难看出段祺瑞及其左右欲“假手督军代表会议，推倒总统，解散国会”[296]的用心。但为了掩人耳目，段在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又煞有介事地连发三电，一致副总统冯国璋，以府院关系“现极圆满，可期渐举责任内阁之实”，“解散国会约法法律均无此项规定，政府无行此举之权”为言，请冯“就近劝告各代表从速打消会议”；一致各省督军、省长，令他们“从速撤回各代表”；一致靳云鹏，“责其不应预闻其事，并饬其早日回京”[297]。这三通急电措词看似严厉，但究系做给局外人看的表面文章，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第三次徐州会议照开不误，直到1月14日才告闭会。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了意在威逼总统和国会赞同对德宣战的督军团会议。在预拟的与会人员中，以“北洋派盟主”自居的张勋自然是不可阙如的一大关键人物。但尽管段一再“悬一军事会议以待之”[298]，并接连派靳云鹏、田中玉等专程赴徐州促驾[299]，张勋却迟迟不肯就道，最后只派了徐海道尹李庆璋前往列席。张勋对督军团会议采取此种消极的态度，除了不愿替段作嫁这一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想坐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以便将来做自己的文章。此后不到一个月，张勋所期待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5月21日，参加督军团会议的督军及代表二十余人，因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的计划受挫而于当晚联袂坐火车赴徐州，找张勋商议对策。次日，在张勋主持下，众督军及代表在徐州召开会议，这就是第四次徐州会议[300]。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与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也参加了会议。众督军初到徐州时，竭力要求张勋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解散国会，维持段阁”。但张勋显然自有盘算，因而“以兹事体大，宜先往南京商之副总统为诿卸”。23日，段祺瑞被免职的消息传至徐州，各督军相顾愕然，“欲致电总统收回成命”；而张勋却提出反对意见道：“芝泉既倒，实无维持之必要，且亦不易挽回，此时惟有请东海出山组织内阁，吾辈自当协力赞助。”[301]当晚，倪嗣冲、朱家宝等人被免职的种种谣传如雪片般飞来，众督军既惊且怒，均不自安，纷纷表示“愿意追随少公(张勋字少轩)之后”，于是正式商定了复辟计划，大致分三步进行：(1)解散国会，(2)迫黎退位，(3)复辟[302]。复辟计划商定后，倪嗣冲、李厚基等即各回本省布署军事，嗣又先后于29日、30日宣布独立，并调兵遣将，摆出准备“直捣京师”的阵势。
面对各省督军纷纷叛乱的形势，张勋一方面频频与这些督军暗通声气，如5月31日他致密电于奉天督军张作霖说：“皖省军队现已进至德州，豫省军队亦已进至彰德。贵军既经预备，应请即行进发，暂以榆关为限，俟大局发展，敝处军队出发有期，再行电闻，同时并进，以期一致。”[303]另一方面，为“不战而达其目的”[304]，又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姿态。在众督军抵达徐州的第二天(5月23日)，张即以“局外人”的身份致电黎元洪，大致说：各省督军及代表二十余人于昨晚偕同莅徐，以宪法问题就商。旋奉公府秘书厅“漾”电，内开国务总理段祺瑞着免本兼各职等因。咸谓民定之制适用责任内阁制度，凡任免官吏，非经总理副署，不生效力，今中央既首先破坏法律，则各省惟有自由行动等语。“事关法律问题，理由极为充分，如无持平办法，必将激生他变，谨飞电直陈，立候钧裁。”[305]张勋急着给黎元洪通风报信，无非是想借此博取黎的信任，从而争得“调停人”的资格。他在稍后给黎的另一份电报中就不加掩饰地表露了此种心迹道：“段氏不去，国家不安，总统英断，实所赞同，督军如有不尊明令，袒段反抗者，勋当力为调解，自能消患于无形。”[306]5月29日，即倪嗣冲等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的当天，张又致电黎氏，表示“颇愿执调停之役”，并派专人送去亲笔信一封，“函中颇仍以调停为有望，而希望亲来北京，陈解决时局之法”[307]。张勋的这一建议，对正走投无路的黎元洪来说无疑是颇具诱惑力的。特别是已被黎元洪任命为国务总理的李经羲也竭力为张勋北上敲打边鼓。这位以“淮军前辈”自居的继任总理，由于慑于叛乱督军的势力，遂“极力与张勋结合”，将张视为自己的护官符，声称必须邀张北上，“方肯偕同到京就职”[308]。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不得不于6月1日电召张勋入京，内称：“……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至诚爱国，盼即迅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跂予望之。”[309]
1917年6月7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马、炮兵共十营约五千人及随员一百四十余人，由徐州启程北上。临行前，他给北方独立各省发出了一则密电，内称：“此次各省独立，诸公激于公愤，同德同心，共扬义帜，声威所播，海内景从，毅力热心，超越侪辈。现在义师北集，渐近畿疆，戡定之功，期诸朝夕，自应抱定原议宗旨坚决进行，集中而发，万变不挠。”[310]从中不难看出，张勋的所谓调停时局，不过是实现其“原议宗旨”即复辟计划的一个幌子。
8日晨，张勋一行抵达天津。让黎元洪大感意外和震惊的是，张勋抵津后不但没有立即入京“调停”，反而发来了限三天内解散国会的通牒，声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311]。黎遭此棒喝，方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招引来的并不是什么“调停人”，而是一个复辟狂。但此时他除了吞咽自酿的苦酒，听任张勋的讹诈与要挟外，已经别无选择。12日，黎在伍廷芳、李经羲、王士珍等人都不愿副署的情况下，竟让步军统领江朝宗以代理国务总理的名义行使副署权，发布了解散国会令。于是，在民国成立后的短短六年间，国会遭致了第二次被解散的厄运。
14日，达到了解散国会目的的张勋终于由津抵京。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担负起黎元洪委托的调停责任，而是明目张胆地进行起复辟活动。入京后次日，他就变本加厉地向黎提出了“实行责任内阁制”、“另议宪法”、“国会改用一院制”、“清室优待条件列入宪法”、“惩办公府佥壬”等要求[312]，意在为复辟扫清道路。16日，他又以两江总督职衔入宫谒见溥仪，以国体改共和后“政治芜秽，变乱数起，国势飘摇，民不聊生”为言，奏请溥仪“悯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以救中国”[313]。麇集在张勋周围的复辟分子万绳栻、胡嗣瑗等更是在幕前幕后加紧活动，煞费苦心地计议所谓的“出题”之法，最后一致商定：“密电各省，令反对李经羲内阁，利其纠纷不解，以为复辟之机。”[314]与此同时，天津、上海等地的复辟分子也趁时而动，纷纷致函或致电张勋，敦促其当机立断，早定大计[315]。张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俟中外部署略已就绪，便当径入正文，决不敢稍涉因循，致举国拳拳责望。”[316]并派陈曾寿专程赴沪，邀请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李季高、沈瑜庆等沪上复辟分子赴京共商大计。28日，这些复辟分子联袂抵达北京。有着“文圣”之称的康有为甚至还带着十几道自拟的所谓诏书。当时有人曾预言：“文圣与武圣握手，必有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业。”[317]
复辟的催场锣鼓已经敲响，首先登场亮相的是这一台戏中的跑龙套角色李经羲。16日、18日，张勋先后致电独立各省，就支持李经羲组阁及各省取消独立、撤回军队两事进行“疏通”；并放出风声说：“勋俟部署初定，亦即率队回徐。”[318]独立各省对张勋的“调停”很快作出了反应。17日，江苏、浙江、湖南、河南、山东、湖北等十省赞成李内阁的电报“已如雪片飞来”[319]。19日，安徽、直隶、河南、陕西各省宣布取消独立，其他独立省份旋也纷纷响应。21日，天津总参谋处也宣布撤销。这一戏剧性的形势变化，给人以绵延经月的政局阴霾已经廓清的假象。24日，因督军团反对而一直没敢走马上任的李经羲发表通电，宣布自己将担任三个月的国务总理。同一天，黎元洪任命了李内阁的各部总长：陆军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萨镇冰，财政总长李经羲自兼。29日，又任命江庸、李盛铎、龙建章分别署理司法、农商、交通三部总长。30日晚，李经羲在宴请各政党重要人物时犹以维持现状、拥护共和自任，并颇为自得地夸耀道：“予才疏学浅，对于民国，毫无大功，只此次使复辟不至实现，区区劳绩，聊堪自夸。”[320]岂料就在黎元洪和李经羲或暗自庆幸、或自鸣得意之际，这一台戏的主要角色张勋粉墨登场了。
7月1日凌晨，张勋身穿朝珠蟒服，率领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等文武官员数十人，同入清宫，奏请溥仪复辟，宣称：“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仅代表二十二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体，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321]于是，十二岁的溥仪又当上了“大清帝国”皇帝。当天，张勋等就复辟事通电全国，申明所以复辟的理由，要求各地“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322]。溥仪也发布“即位诏”，宣称自即日起“临朝听制，收回大权，与民更始”[323]；并恢复宣统年号，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同时，还颁布了若干早已准备好的“上谕”，对有关人员进行封官赏爵。复辟的头号“功臣”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并被授予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显职。其他主要复辟分子也都沐猴而冠，分别出任议政大臣、阁丞、尚书、侍郎等官职[324]。在复辟“上谕”中，还专门有“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条[325]，意在换取列强各国对复辟政权的承认与支持。
在一片复辟声中，各地的封建“逸民”、军阀中的新旧官僚、洪宪帝制的余孽也都趁时而动。北京早已被用作装殓死尸的朝冠朝靴、花衣蟒袍，虽每套从二十元一下子涨到一百二十余元，但也被那些“新贵”们抢购一空。街上更有拖着假发辫、头戴红顶花翎的人招摇过市。据记载，当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326]。福建督军李厚基得悉复辟的消息后，当即下令拨款五千元，赶制千面龙旗分发，以表示对复辟的拥护。张勋的巢穴徐州更是喧嚣一时，“其一般亡国大夫，宗社余孽，俳优蔑片，赌棍流氓，皆趋附焉”。而张勋也“藉此以为固结人心之计，今日保送一知事，明日指委一要差，甚至中将少将之职，等于烂羊。”[327]
张勋拥溥仪复辟的当天，曾派清朝遗老梁鼎芬赴总统府劝黎元洪附和复辟；嗣又捏造上谕，称黎有奏请归政的举动。黎当即通电声明，予以否认：“闻本日清室上谕，有元洪奏请归政等语，不胜骇异。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特此奉闻，藉免误会。”[328]7月2日，黎为免遭不测，偕蒋作宾、唐仲寅及秘书刘钟秀等仓促出府，移居法国医院，旋又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当天，黎发表通电公开反对复辟，号召各省出兵讨逆；同时签署了两份命令：一是令准李经羲辞职，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一是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秘密派人携带至天津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