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各地群起反对复辟与段祺瑞兴师“讨逆”
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辫子军”盘踞的北京，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报纸如《顺天时报》、《益世报》、《英文京报》等，都“痛言张勋为逆贼，斥复辟为狂举”；《晨钟报》、《公言报》、《国民公报》等十几家报纸则一律“停版不刊”，以示抗议，其他出版者亦持论中立，“无恭维复辟之辞”；“至血性健儿，多有不避鼎镬，执笔痛叱者”；有的人还冒着生命危险，拒挂龙旗，甚有扯碎弃于当途者。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报纸也无不“口诛笔伐，痛斥叛国”[329]。上海各报纷纷连载《普天同愤录》，发表各方面声讨复辟的通电。广东各界则发起“国民哭临大会”，到会者无不“异常愤激”[330]。湖南长沙也召开了拥护共和、声讨复辟的大会，有人当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斩妖贼，复民国”等字样[331]。江西张勋的族人则痛斥张为破坏共和的“不肖子孙”[332]。
复辟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即召开会议，予以声讨，并发表《讨逆宣言》，表示“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全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333]；还制定了兴师北伐，“扫穴犁庭”的军事计划，准备派军舰三艘，星夜开往秦皇岛，迎请黎元洪南下组织政府，以反对复辟[334]。
当时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撰文警告“顽迷的旧势力”，指出“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制之不可复兴”，如果有人要复兴帝制、复活专制，那么“必撄国民之怒，折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335]。
面对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复辟的形势，急欲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又趁机充当起“伐罪吊民”的角色，揭橥“讨逆”大旗，出来争夺权力。
还在张勋拥溥仪复辟之前，段祺瑞就密派徐树铮至蚌埠，对倪嗣冲进行拉拢[336]。张勋宣布复辟的当天，段又连夜派靳云鹏驰赴济南，运动山东督军张怀芝反对复辟，以阻止徐州辫子军的北上增援[337]；他自己则坐镇天津，筹谋对策。但由于直隶省长朱家宝等人倾向复辟，对段出兵讨逆的建议“置之不理”[338]，段遂于次日偕梁启超、汤化龙等赴马厂运动李长泰第八师，并终于说服该部与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第三师聚集到其麾下。7月3日，段在马厂誓师“讨逆”，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段芝贵和曹锟分任东、西路司令，并发布“讨逆”通电和布告说：“祺瑞罢斥以来，本不敢复与闻国事，惟念辛亥缔造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既已服劳于民国，不能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今晨开军官会议，六师之众，佥然同声，誓与共和并命，不共逆贼戴天……祺瑞用是剑及履及，率先勇进，以为民国去此蟊贼。”[339]次日，两路“讨逆军”即开始了“讨逆”的军事行动：段芝贵东路军自马厂出发，经天津转赴北仓，驻扎落垡、廊坊一带；曹锟西路军则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辫子军”盘踞的北京已处于“讨逆军”的钳形攻势之下。
在“讨逆军”政治、军事攻势的影响下，特别是慑于全国人民反复辟斗争的强大威力，原来赞成复辟的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了，有的更是因风使舵，摇身变成复辟的激烈反对者。如倪嗣冲原来是与张勋臭味相投的复辟狂，但在得到段祺瑞“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340]的承诺后，就发表反对复辟的通电，声称“复辟事关系甚为重大，非与各督军省长等详细研究，不敢表示赞同”；并主动请缨，“愿以北伐自任”[341]。冯国璋原来也是张勋的支持者，此时也以副总统身份对张“声罪致讨”。7月3日，冯发表声讨张勋复辟的通电，斥责张“不义”、“不智”、“不仁”、“不信”，声称要“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342]。4日，他又与段祺瑞联名发表通电，历数张勋的八大罪状，表示将率师“肃清畿甸，犁扫贼巢”[343]。他甚至还与倪嗣冲、张怀芝一起，商定了“攻取徐州，以覆巢穴”的军事计划，大致是：冯、倪分别攻击驻扎在浦口和蚌埠的定武军，待达到目的后，再与南下的张怀芝部一起会攻徐州，“如斯则徐州三面受敌，其陷落可立待也”[344]。南方的陆荣廷表示“张逆妄为，誓扫妖孽”；北方的张作霖更是发出讥讽嘲笑且措词尖刻的通电：“绍轩于复辟事前，未能先事通知，作霖之输诚表贺，尚须稍缓，乞绍轩曲谅。”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连张勋的部将、留守徐州的定武军镇守使张文生也“弃暗投明”，致电张勋，要求速即“取消复辟，杀康有为、万绳栻、梁鼎芬以谢天下，否则断绝关系”[345]。
手中不握政柄、且并无直辖军队的段祺瑞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拉起一支几万人的“讨逆军”，在徐州会议上共同商定了复辟计划的各省督军这么快就失信背盟，是张勋事先所没有料想到的。7月1日，他在接受某外国记者采访时尚对形势作了乐观分析道：复辟事“决非为予个人之名誉，且予力极微，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举，京内外赞成颇居多数。如冯(国璋)、陆(荣廷)已互相联络，故两广及江苏方面已不足忧；余若山东、直隶、山西、河南亦赞成。黎总统虽不愿辞职，然彼已得一等公爵，当无何等施为。仅段祺瑞反对此举，然毫无兵力，不足悬念。”[346]之后，随着段祺瑞“讨逆”大军的压境和各地指斥复辟通电的纷至沓来，张勋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遂一面积极调兵遣将，周密布防，并派兵拆毁了京津铁路廊坊至万庄段铁轨，以图阻止“讨逆军”的进攻；一面指派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频繁接触，意在谋取日本的支持。但日本此时一则是看到了中国国内复辟与反复辟两种势力的明显消长，同时“又受段氏运动”[347]，因此非但没有向张勋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成了其政敌段祺瑞的有力支持者。段祺瑞用于组织“讨逆军”的一百万日元军费，就是由日本的三菱、正金两家银行提供的。京津间交通因战事而阻断后，“讨逆军”主要是“由日本方面以通消息”[348]。而且，“讨逆军”总司令部得以于7月5日由马厂移驻天津，也是林权助与各国驻华公使疏通的结果(《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日本还对“辫子军”破坏京津铁路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干涉，警告说：“停止京津间之交通机关，为昔年条约所不许。若有胆敢出而遮断交通之行动者，则当以兵力施保护交通机关之行动。”[349]张勋见内外形势日见穷蹙，不得不于7月6日向清室辞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职，并将有关情形电告各省说：此次复辟之事，“凡我同袍各省多与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嗣以事机牵阻，致有停顿，然根本主义，讵能变更。现以天人会合，幸告成功，民不辍耕，商不易市，龙旗飘漾，遍于都城，万众胪欢，咸歌复旦。使各省本其原议，多数赞同，何难再见太平？不意二三政客，因处地不同，生门户之见，于是主张歧异，各趋极端，或故违本心，率以意气相向；或反持私见，而以专擅见规，遽启兵端，集于畿辅，人心惶恐，辇毂动摇。勋为保持地方治安起见，不能不发兵抵御……惟念此次举义之由，本以救国济民为志，决无私毫权利之私搀于其间。既遂初心，亟当奉身引退。”[350]张勋原打算请徐世昌出来替他收拾残局，他自己则“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351]，重新当他的安徽督军。但徐世昌一方面是对张勋复辟后只授予他“位尊而无实权”的弼德院院长心怀怨恨，另一方面是他此时已与段祺瑞勾联一起，其亲信陆宗舆、汪大燮等人则“均附于段而助之画策矣”，因此，对清室让他入京“以太保组织内阁”的“谕旨”置之不理[352]。与此同时，段祺瑞也根本无意于放虎归山。7月7日，段在天津“讨逆军”总司令部接受《申报》记者邵飘萍采访时就明确表示：“张勋逆贼，余誓必彻底肃清之。彼无廉耻无气节之奴隶(张勋出身仆隶)，今尚作取消复辟带队回徐之梦呓，彼若削发薙发，装为乞丐，则一人或可逃其生命。若欲带队出京，则余四路已有布置，被擒必矣。”[353]当天，“讨逆军”一举攻占丰台。“辫子军”退入京城，屯驻天坛一带，并密布炮位于天安门、景山、西华门、南河沿等处，谋作困兽之斗。9日，驻京各国公使出面调停，劝张勋解除武装，以免京城糜烂，“张执不允”[354]。12日凌晨，“讨逆军”五万余人兵分三路，对北京发起总攻。“辫子军”在“讨逆军”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纷纷弃械投降或溃逃。可称为奇观的是，战场上除大量被遗弃的枪械外，还有满地的辫子，这是“辫子军”为便于逃命而剪下丢弃的。在“辫子军”败逃的同时，复辟的主要人物也都纷纷自逃生路。张勋逃匿于荷兰使馆，溥仪发表了一则极力为自己与清室洗刷罪责的声明并宣布退位后逃入英国使馆[355]，康有为托庇于美国使馆。12天的复辟丑剧至此落下帷幕。
7月14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在一片“军乐欢迎之声”[356]中回到北京。在此之前，段祺瑞已于7月5日根据黎元洪特任他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在天津就任国务总理之职，并着手组阁；到京以后，他先后于7月15日、17日分两次公布了内阁成员名单，组成了北洋军阀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混合内阁[357]。冯国璋则于7月7日在南京宣布代行大总统职权，但他因忙于自固藩篱即布置巩固其在长江下游的势力地盘事宜，直至8月1日才正式赴京就职。新政府成立以后，虽也曾下达过严缉复辟祸首的命令，但给人的感觉是：雷声不大，雨滴更小。不但倪嗣冲、张怀芝等重要的复辟分子没有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内，而且，即使是对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等所谓的“复辟祸首”，也是通而不缉，从而使他们得以长期逍遥法外。这说明，段祺瑞等所标榜的“讨逆”，不过是他们用来争权夺利的政治口号，一旦目的达到，这一口号也自然会因失去功用而被弃置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