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十里山花寂寞红——萧红在香港

卢玮銮

卢玮銮[233]

萧红为了“逃避”——逃避特务，日人的轰炸也好，逃避那种苦缠的感情热病也好，在一九四〇年初，和端木蕻良由重庆来到了远离炮火的南方小岛，总以为可以找到一个身心俱静的环境，继续她的创作，同时也可挣脱多少年来的感情死结。

来港之前，萧红的文章已在《星岛日报》和《大公报》发表了，例如《旷野的呼喊》，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七日到五月七日，于《星岛日报》的《星座》连载，此外，还有《花狗》、《汾河的圆月》、《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她和端木蕻良是著名作家，到香港来，“文协香港分会”为了表示欢迎，就在二月五日假大东酒店举行全体会员餐聚。那天晚上，出席的作家四十多人，由林焕平当主席，萧红还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形，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创作或找一份稳定工作是必须的。有一天，胡愈之到九龙乐道住所去找他们，说带他们到中环认识一位东北同乡周鲸文。周鲸文在香港办了一份《时代批评》，鉴于香港没有什么文艺杂志，很愿意出钱，找个人来合作，出版一份纯文学杂志。那天下午，端木和萧红就到中环雪厂街十号《时代批评》的办公室，认识了周鲸文。同是东北人，又是文化界，他们“真是一见如故，彼此非常亲近”，周是个社会活动很多的人，兴趣也全放在《时代批评》上，对于端木蕻良提出唯一的要求“编辑有自主权，不要过问及干预”，也十分乐于答应了。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见面。周鲸文很关心萧红，甚至可以说很怜惜她，认为她在感情上所受的苦楚，实在太重了，正因如此，直到三十多年后提到这件事时，对当时在萧红身边的端木蕻良，似有微词。

三月初，本港好几间著名女校，联合成立了一个“纪念三八劳军游艺会”的筹备委员会，该会在三月三日晚七时，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座谈会，讨论题目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妇女领袖廖梦醒、萧红等都参加了。

四月，萧红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会员。这段日子，萧红应该是集中精神在构思她那本充满自传色彩，弥漫着对童年往事及故乡思绪的《呼兰河传》，因为在四月十日开始，她发表了《后花园》。这个短篇与后来出现的《呼兰河传》，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后花园”是《呼兰河传》的重要场景，是萧红童年生活中最奇妙、最宽阔的天地，自该书第三章开始，后花园的一草一木，四季变化，都成为萧红生命的一部分，荒凉的气氛和在园中活动过的人物，都使身处于南方海隅的萧红念念不忘。《呼兰河传》内容及描叙的人物都很多，《后花园》却只集中在书中第七章的磨官冯歪嘴子身上。这个“生命力最强[234]”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中最热爱，笔下最“光明”的描写对象，在这小说里，交代得更详细。我们知道他叫冯二成子，曾经单恋了邻家赵老太太的女儿。更清楚他怎样跟那个王大姐偷偷结了婚，而王大姐原来是个三十多岁的寡妇。这些情节，对读过《呼兰河传》的人来说，简直像插叙或倒叙的镜头，也是一段补充。这个短篇，究竟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修订重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是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纪念，本港文化团体，包括“文协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业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联合主办了一个前所未有，规模很大的纪念大会。这会在八月三日下午三时，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举行。萧红在会中负责报告鲁迅生平事绩，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

该日晚上，又在孔圣堂举行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单是戏剧节目，便占三项，包括田汉编的《阿Q正传》、哑剧《民族魂鲁迅》、鲁迅写的《过客》。其中《民族魂鲁迅》的剧本，本来是“文协香港分会”戏剧组请萧红执笔的，因为在港的文化人中，她是最熟悉鲁迅生活的人。萧红接过这个任务后，发现要把鲁迅丰富的一生包括在一个短剧中，并不容易，与端木蕻良商量斟酌，终于决定用较新的形式——哑剧来表现。她认为自己“取的处理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崇跳嚣作个对比”。这个四幕哑剧，出场人物除了鲁迅之外，还有何半仙、孔乙己、阿Q、堂铺掌柜甲、乙、单四嫂子、王胡、牵羊人、蓝皮阿五、祥林嫂、日本人甲、朋友、鬼、绅士、强盗、贵妇、恶青年、好青年、卖书小贩、外国朋友、开电梯人、德国领事馆人、僵尸、买书青年群。萧红写的这个剧本，设计剧情、表演形式、灯光、布景，也很细意做了一些处理手法上的说明，例如在第四幕，她写一九三三年的鲁迅事迹后，就作如下的交代：

“鲁迅先生在抗议书和欢迎外国朋友，在时间的顺序上是倒置了，这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这样处理的，请诸位注意并且予以原谅，作者特别声明”。

整个剧本，处理手法，就是现在看来，仍是很新，但嫌过于繁复，牵涉的事与人物也过多，所以，尽管“萧红费了几昼夜的功夫完成了一个严密周详的创作。可惜格于文协的经济情况，人力与时间的局促，”只好临时由冯亦代与“文协香港分会”和“中华全国漫书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的会员，参照了原作，写成了另一个一幕四场的剧本，排练后在纪念会中上演。至于萧红原作，就在十月的《大公报》上发表，并注明“剧情为演出方便，如有更改，须征求原作者同意”。这是萧红很特别的创作，值得研究者注意。

自从参加这个纪念会后，萧红就不再参加什么公开的文艺界大型活动了，并开始一连串写作计划。九月一日，《星岛日报·星座》开始刊出她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才登完。文前注明：“本书由作者保留一切权益。”这种说明在当时报刊上很罕见，不知道是不是出自萧红自己的意思，她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伏下了“他日版权给谁”的契机，造成了几十年后，一场版权之争。[235]

一九四〇年底，《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创作成绩的丰收，同时，她的健康，也显明地出现更大的危机。其实，身体本来已经不够好的萧红，到了香港后，虽然住的吃的都比重庆舒服，但健康一直没有好转，一九四〇年六月廿四日她给朋友华岗的信中，说：

“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在“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的情况下，七月已经写成长篇《马伯乐》的第一章，这书的单行本出版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从出版所需时间考虑，《马伯乐》第一部，可能在一九四〇年八九月间完成。圣诞前夕，她单独一个人带了一盒圣诞糕到周鲸文家去，“她走了一段山坡路和登楼梯，累得她呼吸紧张，到屋里坐了一会才平伏了。”从周鲸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推想她的健康情况如何不妙，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费尽心神的创作，因为她正在着手写《马伯乐》的第二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的《时代批评》六二期开始连载。三月廿六日，又完成了短篇小说《北中国》，六月又完成了《小城三月》，由此可见，由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她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她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段落，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气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七月她终于实在熬不住，在朋友的关心安排下，进了玛丽医院，开始她进出医院，身心受尽折磨的生活。最后，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带着惊惶与痛楚，死在刚刚陷落于日本人手中的小岛，结束短暂的一生，而直到今天，还有一大半骨灰散落在香江某一角落。寂寥漂泊恐无过于这个可怜女性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初稿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定稿

后记

本文是从七年前一篇书作《一九四〇年萧红在香港》改写过来的。七年来，萧红研究，在中国已由冷变热，又渐渐由热变冷。研究者、亲与非亲的人都纷纷以萧红为题，把可挖的萧红事与文都挖出来了，看过了许多文字，忽然对自己这篇书文，有点意兴阑珊，但为了出版单行本，重看时感到从前有些资料引用不恰当，还是动手删去，也同时加入一些新的材料，在这一删一增之间，大概也显示了我对某些人某些事的不同看法。

愈看得多写萧红的文章，特别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写的东西，就愈感到萧红可怜——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一直以为一九五七年她的骨灰远葬广州，总算在祖国土地上落叶归根，但又怎料，那只是一半的骨灰而已，还有一半竟仍散落在香江。我说“散落”，是一个悲观的估计，因为端木蕻良先生说当年他把一半萧红骨灰，偷偷埋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小坡上，他还要我为他找找看。那个倚在屋兰士里旁的小校园，多年前是我天天路过的，园里小坡上，树影婆娑，也没人走动，静悄悄地恐怕比萧红的“后花园”更岑寂。我从没想过那儿的朝东北坡上，竟也悄悄地埋着一个可怜女人的一半骨灰。几年前，花园里大翻土一次，大概在修园墙，和修了一条沿坡小径。我不知道那一次翻土，会不会惊动了那坎坷的灵魂，怕只怕修筑的人发现了那一尺高的好看花瓶，就会扔掉瓶中灰，当成古董卖。又或者那瓶子早已碎于锄下，骨灰已和泥土混合，永回不了呼兰河畔。我接到这份委托，实在感到为难。回到香港，几次站在圣士提反校园外满心凄怆。我在想办法，但能不能找到这一半骨灰，那就得看天意了。

如此深爱着人的人，竟如斯寂寞，才华文章，对她来说，又有甚么意义？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