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现实主义

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人死亡，104人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ofbitch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年12月6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2008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年代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