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危机
吴琦: 也许现在应该展开聊聊那次瓶颈,我们提到很多次了,但因为当时我们在谈别的问题,并没有追问下去。好像这是一次很大的危机,对您工作与生活的很多选择都产生了影响,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工作中有什么表现?
项飙: 主要就是东西写不出来。课题做了很多年,写得总是不满意,因为没有很强、很深厚的想法,没有自己的声音,写起来也很累。这样搞来搞去,想这个框架那个框架,这个理论那个理论,陷入一种很痛苦的状态,已经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思考,又不能放弃。写别的文章也是这样,总觉得放不开,有点不自然,这是我感受到危机的具体方式。
我尝试走出来,我开始用中文写文章,很多都是回应当下的一些问题,香港问题、知青等等,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想让自己重新定位。也开始接受一些访谈,比如郭玉洁那次访谈 [49] ,我没多想,结果谈完之后,同学给我发E-mail,好像大家看得比较多,发现网上很多年轻人觉得有共鸣,好像对他们有启发,超出了一篇文章的意义,确实引起了讨论和反思,我就非常高兴,找到了感觉。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可贵,因为我正在为了这个挣扎,看不到意义,说说话还能引起共鸣。我们写英文文章,很难跟公众形成那种对接。所以我很感谢跟中文媒体这几次来往,对我的意义非常大,给了我一定的自信,觉得我的思考工作和写作还是有点意义。
吴琦: 具体是做哪个课题时发生的?
项飙: 关于东北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做这个课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谁的标准呢?不是东北老百姓的标准,也不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温州人的标准,而是西方专业化的学术产业的标准。但那个不是我的特长,抱着那样的目的去做,就没有把自己真的引进他们的生活里,看到的东西也比较肤浅,总想得出这样那样的结论、评论,做得很规范,但没有太大意思。放弃了原来那种小乡绅的风格,想去追求认可。为什么会去追求那种认可?就是因为没有小世界。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吴琦: 某种意义上《全球“猎身”》也是这样一项在西方学术规范之中的研究,为什么在这次的研究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的危机?
项飙: 做《全球“猎身”》的时候,也困惑了很长时间,也是带着刻意的学术问题,所谓“散居者”的自我意识 [50] ,在澳大利亚做,结果效果不好。但在做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猎身”的这种劳务经营方式,打开了思路。其实当时已经隐含了现在这个危机,不过那时我可以在田野里泡着,而且博士论文要求不是特别高,主要看搜集的材料,所以能够看出一些东西。现在脑子里带的问题更多,框架也更多,在那边泡的时间又少,对材料的熟悉程度不够,所以信心不足。
吴琦: 所以您始终强烈地想要回到做“浙江村”研究的状态?
项飙: 对,我自己很享受那种状态,但说这个话的时候又有点心虚,因为我有可能做不到。先把这个愿望写下来,有记录,后人就知道教训了。回到乡绅的视角,这个愿望非常强烈。我觉得我写的所有东西,只有描述他们的行为和想法的那些部分,才真正有生命力、有力量、有趣。评论多一点或少一点,都是润滑剂。如果我不在当地泡,就是在说空话,唯一的干货来自人民群众,真的是这样。但这么做要有很强的自信,要有定力把它做出来,因为要做很长时间,可能引不起关注。
吴琦: 说到认可,在我们看来,您的成果发表出来,在牛津大学任教,本身就是一种认可,而且来自西方的认可常常被中国人认为是更高级的认可。这似乎没有抚平您的焦虑,那它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项飙: 这个很难讲。我现在有这些焦虑,前提也是我有这么一个位置,如果没有这样的位置,现在还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为终身教职烦恼,可能连焦虑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你说得对,我没有因为这个位置就把焦虑都给模糊掉,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位置,我才有了能力去考虑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牛津。
讲一件具体的事情。我今年管招生,看到很多中国学生的申请,博士、硕士我都看了,我发现很多同学会找一些有名的人写一封很简短的推荐信。另外一个策略是找自己的老师写,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推荐人是谁,但写得比较具体、实在。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前者。我看材料的心理是,找有名的人写一封简短的推荐信,让人觉得这个申请人不太自信,需要拉大旗。信里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因为非常简短,很形式主义。要找自己的老师来写,写得很具体实在,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人。真实感非常重要。
我刚到牛津的时候,要写一个研究计划,第一稿把我的导师吓坏了,他说这根本是不可行的计划,问我怎么会这么写。我回去看别人写的研究计划,也吓一跳,非常直白朴素,就像是跟父母讨论一样。这类研究计划的打分远远高于雄心壮志、很正式的那种。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我们在国内写报告,好像就是要高于生活,要写得很拽很正式,脱离生活,如果把吃喝拉撒睡都写进去,好像很不正常。后来我去评别人的项目申请,其中一个申请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是夫妇两个人做同一个项目,他们就特别强调这个项目是夫妇两个人一起做,因为这样可以照顾家庭,同时更有效地分配时间,写得非常具体。我们觉得这种应该回避,因为这是私人生活,但他们就这样写。我看完以后,就因为这个给他们打了额外的分数,觉得他们把计划想得非常清楚、直接,很可信。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申请的题目也一样,一定要很具体,如果让我看到你对这个题目有真心的感触,我就更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会对你有信任,信任你会做下去。有的题目显然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感觉就不一样。西方强调个人性,我觉得很有道理。政治家也是一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什么,喜欢喝什么酒,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才可以信任你。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这些东西都要被隐蔽,领导人不是个人,他是权力的化身,这就是不太一样的理解。到了牛津,我很感谢他们给我这么一个工作,使得我能想这些问题。
吴琦: 和您谈话有一个感觉,就是您进入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还是比较从容,不像国内学者的话语那么急切、焦虑,这是来自距离感吗?是不是因为您长期在海外工作?或许也是某种中心与边缘的对应关系?
项飙: 在日常生活态度的意义上,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国内生活每天受到的压力、干扰很直接,当然会更容易情绪化,更容易下判断。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距离感”是分析上、方法上的概念,它和切入性是一种辩证关系。距离感不是指对问题的关心程度、对事实的熟悉程度,这些不能有距离感,越近越好,要把自己融进去。但在分析的时候,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才会比较客观、灵活、全面。
吴琦: 您在国内的时间很少,关注国内问题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项飙: 我为什么对非虚构写作那么关心,因为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了解国内事实的渠道,我们的新闻报道有很多写得不错,写得比较细,把一个事件来龙去脉讲得挺清楚,这给我很多帮助。我自己的工作是做实地调查的,随着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而且,被研究者的很多想法在分析水平上超越了研究者。研究者越来越成为一个记录者、发掘者的角色,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如果做青年研究,通过网络是非常容易的,不用我跑到一个村里去看,他们本身的反馈和投入会成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要提供更加系统性的资料整理、精确的历史叙述,做到这些都不容易,可能很枯燥,但不能再靠那些创造性的观点来讲一讲就够了。观点属于人民,把观点整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做了,中国社会产生那么大量的话语、自我分析,都是非常好的素材,同时也是我们灵感的来源,甚至就是理论的来源。原来的素材是从村里面来,理论是从图书馆、书里来,现在这个完全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