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柳州香山慈幼院小学，第一次上了讲台

到柳州，我们直接去从北京搬来的香山慈幼院。熊婆婆事前就给关照过了，学校已腾好一个大房间。安置妥当后，妈妈就一个人到桂林找工作去了。婆婆管不了我们，只好由着我们俩在校园里疯玩。抗战期间，物资缺乏，但慈幼院小学的体育设施还不少。粗绳子吊着的秋千，两根大毛竹做的滑梯，两腿一跨，边向下滑还可以边翻出许多花样的筋斗，杠子、沙土、篮球等，小学生们上课时，整个操场就成了我和哥哥两个人的大乐园。自从香港打仗后，我就再没玩过这些，这回可以尽情地玩耍了。

后来哥哥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游戏，就是到学校小卖部去帮忙。他本来就爱吃零嘴儿，这回可得其所哉。下课时卖东西给小朋友们吃，上课时，他就买东西给自己吃。婆婆一向娇惯他，他要钱就给，买的吃不完就拿回来，放在窗台上都晒坏了。我从小就不馋零嘴儿，只跟着当了几次“售货员”，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们喊我去，我就加入她们圈子和她们“交际”去了。有个姓张的女孩儿和我最好，还带我到她家去过。哥哥也和男孩子们玩，玩到天近黑才满头沙土、满脸灰泥地回来，也不肯洗脸洗脚，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婆婆拧了毛巾给他揩擦干净，拎了他那都几乎看不出颜色的条绒外套到院子里去拍打、扫刷，天天如此。我们女孩子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做游戏，可玩得文雅干净。好久没有女伴了，我也不像在圣司提反那样，招这惹那的，大家也喜欢我。婆婆洗衣服时，我也帮助洗些袜子、手帕之类，帮她漂涮、晾晒，开始有了点儿责任感。

抗战时期，广西机关学校都是每日二餐，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常言道：“一顿不揭锅，两顿一边多。”习惯了也不觉得饿。学校的作息时间也按两顿饭安排，有少数家境较好的学生还是吃三顿饭，中午也有休息时间，但很短。下午放学早，饭后还有不少时间。老师们就在校园内种了一块菜地，我们有时也参加一点儿劳动，当作另一种游戏。

有一次，老师们带我们去搞“肥料”。离学校不远就有山洞，那时山洞也就是防空洞，洞两边栽些木桩，钉点儿木板，供躲飞机的人坐。山洞里没灯，老师们在前面打着手电，我们跟着，挺神秘的感觉。走不太远，地上就有了些粉末、颗粒，这就是“肥料”了。扫了装回来，上到地里，还真速效，菜长得又快又绿，老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说是躲警报时偶然抓了些回来，才发现它的功能的。山洞能出产肥料？这更增加了我对山洞的想象，现在想想，大概是蝙蝠粪而已。

有一天，女孩子们都上课了，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聊，便站到她们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不一会儿，老师发现了我，就开门招我进了教室，向大家介绍我是从日占区逃难回来的，让我给同学们讲讲敌占区的情况。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站在讲台上，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紧张得手足无措，面红耳赤。老师说随便讲讲，同学们竟都拍起手来。我只好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开口讲起来，讲着讲着也不紧张了，真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同学们问我看见过日本人吗？日本人什么样子？我就给他们连说带比画地学楼下那日本人鞠躬、点头送客的样子，还学日本女人穿木屐走路的样子，引得满堂大笑。直到打铃下课，老师才终止了我的“滔滔不绝”。出了教室，我舒了口气，原来在讲台上就这么回事儿，自此就不怕在人前讲话了。

三个星期后，妈妈回来了，她已在广西大学找到图书馆的一份工作，所以心情挺好。第二天，带了我和哥哥还有一位老师陪着去柳州市里逛街。柳州市分两边，一边叫河南，一边叫河北。一个城叫出两个省份的名字，我觉得挺奇怪。再一看，满街多是棺材铺，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几乎是一家连一家地摆放着，更奇怪了，莫非这里一人需要用几具棺材？那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有首民谣说“生在苏州，住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吗？这里的木头最适宜做棺材，是有名的，有钱人都来柳州买棺材。原来是这样，可我们没福气死在柳州，还得去湖南投奔五娘家。

和小朋友们告了别，给诸位老师道了谢，我们一家四人上了北去的火车。妈妈要把婆婆交给五娘赡养。四娘和五娘住在一起，她们姊妹三人要团聚一次。五娘的小儿子和我同年，比我大四个月，也许可以让我和他一起上学。我没考虑这么多，上了火车，一摇一晃地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