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卷入了湘桂大撤退的洪流

到桂林时已6月，房前的李子树挂满了紫红的果子，让人一看就想去摘了吃。哥哥和倜哥会爬树，就在上面解馋，我在下面等待他们的“施舍”。不用上学，也不用做功课，妈妈和刘娘天天要出去看朋友，找关系求职。没有了杨妈，五娘的事也多起来，我们可自由快乐了。李子吃得太多，必然影响吃饭，被五娘发现，下了禁园令。哥哥不听，午睡时仍溜出去偷吃，把衣服剐破了，婆婆悄悄地给缝上。最后，他吃得拉起痢疾来了，而且还挺严重。妈妈和刘娘带他上医院。五姑爹还去找认识的医生。那个年代，痢疾就是难治的病，有一定的死亡率，所以哥哥这一病又搅得全家不安。最后，是吃传到中国不久的磺胺药才渐渐好转。

妈妈在桂林找关系求职非常困难。一天，遇到了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她们在北京早就相识，郭女士请妈妈去她办的学校教书。妈妈兴冲冲地到她学校去，不料接待的人态度十分傲慢，就像对待一个讨饭的人。妈妈很生气，虽然急需有个经济收入，但还是扭头出来了。古人云：饿人不受嗟来之食。妈妈对刘娘说，她也不任那嗟来之职。没料到战事急转直下，衡阳已被日军围困了，容不得妈妈奔走求职，又得准备逃难了。空袭警报经常响起，我们就到附近的七星岩洞中去躲避，看那些钟乳石笋，一点儿都引不起兴趣。

街上从早到晚络绎不绝的都是逃难的人群。小板车拉着行李，后面总是有个小孩儿拽着刹车的大绳子，以防行李丢失。这角色有一天也轮到我来干了。我们的行李很多，雇来好几辆小板车装车时，婆婆大喊：“我那箱子里都是要紧的东西呀！”五娘制止她都来不及。车子启动时，我一个箭步去抓住那辆装有“要紧东西”的小车，一路急行到了火车站。等了一会儿，全家大小才来到，郭师傅是搬家主力，姐也显出她的泼辣能干，哥哥、倜哥、悫哥三人呆若木鸡。四娘说：“男孩儿还不如女孩儿有用。”

月台上人挤人，行李堆得阻塞交通。我们上的这车是铁路上专为疏散家属开的，每家给一个卧铺间。我们这十几个人当然是挤不下的，刘娘和我就拿了小板凳坐在过道里。那时火车已经没有什么班次钟点了，逃难的见车就上，上不去就爬到车顶上坐着，连车厢下面铁管子上都搭了板子躺着人，更不用说火车头的两边和车厢的台阶上了。我坐在车厢里，隔着玻璃看车外面上不了车急得前后乱跑的人群，感到自己太幸运了。妈妈带着姐和郭师傅在行李车下面“力争”装车，那边也是乱成一团，我们的行李又多，装得困难。渐渐地我睡着了，车开动时把我震醒了，转着头四面一看不见妈妈，五姑爹说“你妈妈没上车”。他好开玩笑，我不信，赶快问刘娘。刘娘说是的，因为行李没装完，妈妈和姐、郭师傅三人留在桂林站上运行李。我很担心，幸而有刘娘，我挨着她，踏实了好多。在车上也没有饭吃，五娘事先准备了大饼，还将园子里的李子都摘下煮了一大锅，装在暖壶里在车上吃。车上也没有了厕所。因为厕所里全挤着人，而且也没办法走过去。中途，哥哥的痢疾还没完全好，只好便在盆里，用手纸盖着。车开开停停，没有准儿。遇见敌机来空袭，车就停了，叫大家都下去。我们跑到田野、山坡上，好好地伸腰躺躺，看看蓝天白云。警报解除了，车上的工作人员拿一个大喇叭喊人，大家又争先恐后地上车。都方便过了，又吸了新鲜空气，精神为之一振。

也不记得走了多久，这天早上，总算进了一个大站——柳州。站外的人们看见来了火车，一拥而入，真像潮水一般。忽然，刘娘看见一个熟人，大喊“杨聪华，杨聪华”。她一下也看见了刘娘，跑到车窗边，刘娘一伸手就把她提了进来，随即放下了窗子。人是软的，又插上一个人，也挤下了。可旁边的人就有了怨言，说你们也不是铁路的人，自己是沾光来的还带旁人。刘娘小声对我说：“国难当头，能逃出来一个就是一个，是朋友的帮一把就应该帮。让别人抱怨去，咱们别出声。”杨聪华也是位老师，较年轻，我在衡阳见过她。她说，她看从桂林上火车没希望，随着人流步行到柳州的。她到金城江就下车了。到了金城江，火车被甩进一股岔道，五姑爹下车去了，天黑才回来，说是妈妈她们三个人也到了，还说那边车不挤，能睡得下。哥哥和我就想去，五娘说那边车没上得去，这边车再开走了可怎么办。刘娘也说安全点儿好，这么些天都熬过来了，再忍几天就到独山了。我们就听话没冒险过去。可是第二天，五姑爹自己掉车了。车停在一个小站，他下去洗澡，我们的车就开走了。好在他是铁路员工，蹲在另一辆火车头边上，又赶了上来。他说在火车头上看得清楚，沿铁路边上有许多死人，也许是坐车顶被震下来的，也有过山洞被挤下来，或被烟呛死的，真是惨不忍睹！我又想起在香港看到的街边路尸，战争就是死老百姓。

终于，我们的火车到达了终点——贵州省的独山。当年的铁路只修到这里。下了车，随人流挤进一所中学，在一间空教室里抢占了几平方米的地方，打下地铺。这贵州省原来就穷，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独山又是个边远小镇，就没有旅馆客栈，就是有也容纳不了这逃难的人流。幸而还有这么一所中学。那时正在暑假里，教室都腾空，供逃难者驻脚。我们大家又团聚了，东西也没丢失，人也没有伤病，这在湘桂大撤退中可称是最幸运的了。在独山能买到红糙米，甚至还能买到牛肉。郭师傅用三块砖支着我的铜脸盆，每天煮两盆牛肉豆芽红米饭。大家吃得喷香，这么多天都没吃过热饭菜了。哥哥痢疾刚好，五娘还是老政策，不准他吃牛肉饭，只让他喝些藕粉或稀粥。每次我们吃饭，他就坐在一边哭，可伤心了。妈妈骂他没出息，我冲他做鬼脸，他就举拳头向我示威。独山街上摆着大小坛子，上面贴着广告卖“盐酸”。刘娘说，这小地方怎么还会有化工厂？后来知道“盐酸”原来是一种咸菜，味道很好，就是太辣。五娘买来洗过给大家下饭。

过了几天，五姑爹找了一辆车，装上他们的行李和人，连四娘、四姑爹一起到贵阳再转车去重庆了。妈妈、刘娘和我们两个因为车实在坐不下，便留下来。妈妈每天出去找车，发现隔壁教室躺着李四光夫妇。李夫人许淑彬是我妈妈中学的老师，老夫妻都在病中。妈妈和刘娘热心地给他俩帮助，悉心照顾。湘桂逃来的人每天都有不少，可是从独山去贵阳的车很有限，烧木炭，路不平，山陡谷深，滞留独山的人愈来愈多。我们这四个妇孺，一是走不动，二又怕土匪抢劫，不敢步行去贵阳，困在独山钱也快用完了，真是孤苦无助，一筹莫展。

父亲，1941年

一天，忽然听见有人依次在每个教室窗外问：“里面有位许地山夫人没有？”听了第二遍，妈妈一跃而起，急步迎出去。一问，原来是贵阳交通银行的行长邹安众派人来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邹行长是我外公的朋友，也是我爸爸的朋友，听说我们也在湘桂撤退的人流中，就让银行拉货的车来探问，这回还真问到了。司机很高兴，我们更是如逢救星。搭上银行的货车到了贵阳，被安置在银行新建的一排平房里，虽然没有邻居，但新房子外面有自来水，里面有电灯，感觉到了天堂一般。接着又遇见一桩好事，妈妈在求职中碰到她北师大的同学崔老师，还有她好朋友的弟弟赵泽环。他们都在贵阳的国立第十四中学任教，向校长力荐。这样，妈妈和刘娘都不再失业，哥哥和我也都可以在十四中上学。困难的事都解决了，我们也不用再去那充满未知数的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