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告别了刘娘

我真的十分想念刘娘，从1943年到1946年，这三年我都和刘娘在一起，受刘娘的呵护，受刘娘的教育。

刘娘名叫刘兰畦，和妈妈是中学同班，在师大，刘娘是教育系的，妈妈是数学系的。上大学时，刘娘就结了婚，没毕业就生了她的儿子。她的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丈夫姓严，是电影界前辈严华的弟弟，人长得帅，又在商业场面上做事，不免有女人喜欢。他和刘娘商量娶妾，说是还可以减轻刘娘的家务负担。刘娘断然拒绝，认为他是侮辱妇女，提出可以离婚，让他另娶，就这样结束了这段婚姻。她的儿子、女儿，我们称京生哥、强子姐的，由刘娘的母亲照管，刘娘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教育事业。抗战开始，北京沦陷，刘娘只身奔赴抗战后方，在湖南教书育人。1943年，刘娘遇见了妈妈以后，在省立第三中学同甘共苦，又辗转逃难一起到了重庆，寒假和暑假期间，我都住在刘娘的小房间里。

刘娘的心中充满对学生、青年人的爱，是位真心的教育家。她在湖南省衡女中任教导主任时，有位女考生成绩合格，就因脸上有大麻子而不被录取。这个女青年找到刘娘，质问为什么麻脸人就不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刘娘认为她说得有理，而且赞赏这个青年人的胆识和为前途奋斗的魄力，将来必能成为有用之才，就代她向校长力争，为麻脸女青年讨回了公平。她的学生众多，对她都十分爱戴，她保留了许多学生送给她的纪念品。我还一直保存着她的一只大瓷盘，上面烧着“兰畦老师留念”的字。三中的一位小职员，改革开放后从台湾回来，已是个老太婆了，向我探问刘娘，要我翻拍一张刘娘的照片给她带回去。她说，刘娘对她太好了，终生难忘。

刘娘教育人总是温和地循循善诱，还带着鼓励。在三中时，我不小心打碎了刘娘的饭碗，紧张地等着挨打——以前我打破东西，妈妈总要给我两巴掌的。而刘娘并不生气，说：“记住，等你挣了钱，买一个碗赔我。”我如释重负，直到现在我到瓷器店，还总要看看有没有那个花样的碗。有一次在重庆暑假中，晚饭后我和哥哥上街逛，跟刘娘说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碰上了流求和小彭，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她俩当时住在她们姑父俞大维家，说哥哥的同班同学彭鸿远兄妹二人（俞大缜的孩子）也在。我们就一起去了俞家，同龄人六个，说呀、唱呀、玩呀，把时间都忘记了。回去时大概都已八九点钟，天黑了，刘娘正着急地在外面张望。等回到房里，我们向刘娘说了经过。刘娘没发脾气，慢慢地跟我们讲，做事要想到别人，不能只由着自己的兴趣。再说，说好一会儿就回来，也要讲信用。我俩没挨骂，更没挨打，可对害得刘娘着急深感抱歉，“做事要想到周边有关的人”铭记于心。

还有一次，刘娘一位姓李的朋友来访。她吸烟，还把烟头丢在地上。哥哥反对吸烟，更反对妇女吸烟，他将烟头都拾起来，放在客人面前给客人闹难看。刘娘瞪了我们一眼，给了几毛钱，打发我们去吃担担面。等我们回来，客人已经走了。刘娘让我们二人坐下，慢慢地讲这位李娘。她在湖南当过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因为秉公收税得罪了国民党的地头蛇，诬陷她贪污。她不畏强暴，奋起抗争，差点儿被投入监狱，虽然被罢了官职，但树起了正气。我们不由得也钦佩起李娘的勇气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最后，刘娘说：“我也不喜欢她吸烟，但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和习惯，应该尊重别人，特别对长辈应该有礼貌。”说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惭愧不已，方才回来的路上准备好的挨骂辩护词一点儿也使不上了。我在南开上学，不用功还捣乱。有位老师找到女中部主任，要求开除我。刘娘知道后，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好好地跟我讲学习对自己一生的重要，也说妈妈辛辛苦苦供我上这所收费高的私立中学多么不易，说得我泪珠直滴。刘娘给我擦干了眼泪，说她相信我，既能考得上，就能学得进，用点儿功，守纪律就是个优等生，她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认识了错误，还树立了自信心。刘娘就是这样和风细雨、循循善诱，施行着爱的教育。

在贵阳十四中时，有一次我和哥哥吵嘴，他吵不过我就动手打，把我的半个脸都打肿了。刘娘回来，一边批评哥哥，一边自己流泪。以前我也和哥哥打架，从来没人向着我，顶多是二一添作五，两个人都挨罚。这是第一次有人为我批评哥哥，第一次有人为我流泪。还是在贵阳，我患疟疾。妈妈带我去红十字会看病，要了一些奎宁丸，走回去的路上，就到了该吃药的时间，妈妈叫我干咽下去。我有过奎宁丸烂在嘴里的经验，苦得我直打激灵，这回再不敢冒险，到家果然因药吃迟了又犯了病，不住地发抖。妈妈还不住地冲我发火，嫌我没听她的话。我身体难受，心里还委屈，是刘娘给我铺了被窝，还帮我掖紧，我发烧时，给我倒水喝。过了些日子，我屁股蛋上曾被狗咬的地方红肿起来，疼得坐立不安。刘娘烧了壶开水，给我做热敷，很快脓包就破了，马上不疼了。可是刘娘的双手被烫得通红，她还安慰我说，她的手禁烫。在衡阳，刘娘教哥哥下象棋，指导他看《封神榜》。到重庆，刘娘给我借来一套《西游记》，还告诉我要仔细看每回前面的篇头诗，还有妖魔或神仙出场时的形容诗。南开学校要求每人写读书报告，刘娘带我去中苏友协拣了一本班台莱耶夫写的《表》。我读了好几遍，为那流浪儿最后将表物归原主而感动。暑假里，刘娘常带我去江苏同乡会的剧场看话剧。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是很兴旺的，常演新戏。我虽然不太懂，但《雷雨》的霹雳、《原野》的枪声，都给我挺大震撼。刘娘还手把手地教我缝被子，做针线活儿，告诉我人应当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事务。

京生哥哥和强子姐姐常常有信，还有照片。每回来信，刘娘都让我们看，还告诉我们，京生和强子从来都不打架，连嘴都不吵。我们还常常想象抗日战争结束，一起回北京，我会和京生、强姐同亲姊妹一样。可是事情总难如愿。1946年，四川江津女师请她去当附小的校长。她认为是实现她教育理念的好机会，便接聘了。临近分别的一天下午，妈妈来刘娘这里，说到分别的事。刘娘哭了，她对妈妈说：“你把小妹给我留下，不然剩我一个太难过了。”我马上点头，过去拉住刘娘的手，紧紧地挨着她，妈妈没说什么。之后妈妈带我出来，走在路上，妈妈问我：“你真的愿意和刘娘留在这里？”我肯定地说：“真的愿意。”妈妈沉默了一会儿说：“过不几天，强子就要来了，她的肺痨病挺厉害的，刘娘又不讲究隔离，别把你传染上了。你还是跟我走吧！”妈妈的指令我向来是不敢违抗的，再者强子姐来了，刘娘也就不寂寞了，那么我还是跟妈妈走吧！

强子姐到四川，潮湿的空气对她的病不利，反倒严重起来，只好又回了北京。那时她外婆已去世几年了，跟着舅妈过，第二年就早逝了。刘娘总因没能照顾好强子姐而内疚。其实这都是日本侵略所害。日本统治下，给中国人吃的只有杂和面儿，玉米芯磨的，哪来的营养，得病是不奇怪的。好在京生哥还算健康，已经上大学了，学的电气工程，后来毕了业到五姑爹的自来水公司工作。刘娘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她的教育事业。我到南京后，经常给她写信，还把我的作文本寄给她看，仍然经常得到刘娘的教导和鼓励。解放后，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来北京开会，这时我已经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了。她在百忙之中还是抽出了时间和我见面，关心我的学习，关心我的政治思想，鼓励我多参加社会活动。1955年，她代表中国去瑞士参加了世界母亲大会，我正好出差在北京，又见到刘娘。刘娘说，她没有给京生、强子姐当好母亲，可我认为，她是青少年最好的母亲。

1955年6月，我和刘娘。她因参加世界母亲大会来北京

1957年，风云突变，她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民日报》上还称她为“章罗女将”，只因为她觉得干部子弟的幼儿园太脱离社会，对孩子的成长不利，用了“贵族”这尖锐的字眼。她被迫离开了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发配到山区一个农场去改造。她那年已55岁，自己扛着铺盖，走在荒山野岭，天黑了，只好一个人在石头上坐了一夜，幸而没有遇见狼。刘娘一直劳动改造到退休，熬到成了“摘帽右派”。到南京我妈妈处住了不到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京生哥哥要她到武汉去帮忙管孩子。开始她还能承担大部分家务，不幸在干活儿时大腿骨折了，没有医生肯给右派分子看病，以致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不但不能干家务，还成了家庭的负担。“文化大革命”后期，京生的单位搬到了郑州，一路上都是京生背着老母亲，因为没有人肯去抬一个右派。1971年，我到陕西去“相亲”回来时，过郑州去看望十六年没见的刘娘。刘娘坐在床沿上，旁边倒放的凳子下放了一个便盆。她站不起来，用手撑着能挪上去。京生哥哥常年在平顶山建电厂，京生嫂子上班，孙子孙女上学，回家来也各忙各的，只有小孙女每天来给她倒便盆，和她说几句话。有时候正说着，小孙女就摇手说：“我妈妈回来了，她看见我和你说话要生气的。”就跑开了。京生嫂也确实忙，要做饭，还要洗衣服，管孩子。我住了几天，尽力帮她做些事，拖地，擦门窗，洗厕所，还烧水给刘娘洗了澡，换洗了卧具，晾晒衣箱，等等。京生嫂子挺高兴，我走时，她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向我诉说刘娘让她们受了多少株连，京生挨了多少批判，最后说：“若不是她腿坏了，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天下着小雨，我的心也在流泪，若是我告诉她我是个反革命释放犯，她一定会把雨伞一扔掉头就跑的。车到石家庄，还是晚上。我在无人的车站坐了个通宵，为刘娘的孤苦难过。刘娘对我说：“若是强子不死，我和女儿在一起，不至于受这样的冷落和嫌弃。”我想说“强姐死了，还有我呢”，可是不敢说出来。我自己还像个漂浮的萍藻，生活都成问题，拿什么来照顾刘娘？我也为自己的处境难过。第二天，我到市里，买了四只万向轮，回去请木匠做了把能活动又带坐便盆的椅子。我想，刘娘若能自己去倒便盆，还能到厨房做点儿事情，境遇可能就会好一点儿。

我到陕西安家后就萌发了把刘娘接来的想法，跟妈妈说了。妈妈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儿子、媳妇没准儿还问你个罪过。再说赡养老母是亲儿子的义务，你自告奋勇去承担，也许人家还怀疑你的目的，责任太大，是很不值、不妥的。这个想法也就没有实现，只是经常地和刘娘通信。她还像以往一样为我改善了处境而高兴，为我成为一个体力劳动者而给予鼓励。可是时间不太长，就收不到回信了。从妈妈处知道，刘娘从我给她做的那椅子上摔下来，中风去世了。我很自责，当初应该买一对大万向轮，活动起来能省些力，也许不至于摔下来。我更自责为什么这样计较自己的责任，没能让刘娘在最后的日子里得到尊重和爱护，得到安慰与快乐。一切都太迟了，无可挽回了。

事隔十年，我平反复职，借出差之机重去郑州。京生哥哥患白血病已去世数年，京生嫂也已搬家。我在他们单位老干处请他们帮我联系。老干处的干部对我说：“严工程师（京生）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小孙女常和奶奶接近，就考上了大学；她的两个哥哥没和奶奶接近，就都没考上。”我听了稍有安慰，见到京生嫂，她告诉我，刘娘火化时是她一个人去的，京生没能回来，孩子们戴着红领巾也不能去送葬。骨灰没留，墓地就更没有了。无处凭吊，无处寄托哀思，只有常常地悔恨，我活着一天，刘娘就在我心中。这也是我心上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