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肃反还是审干？

到1956年4月，看守我们的人都撤了，但还不许我出宿舍，也不许打电话，过了几天通知我去图书室帮田大姐整理图书，算是准许上班了。田大姐的丈夫是我所的前领导李天俦，他中风半身不遂，便从职务上退下来了，每天拄着手杖到图书室坐坐，很平易近人的。有一天图书室没别人，他就问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问题，需要隔离审查？我就和盘告诉了他，特别说我在学校时就交代过，学校说“不算事儿”。1950年的事情当事人都在，一调查就清楚，竟审查了半年多。他听出我的不满，就教导我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新奇，我也经历过，你不要有顾虑，更不能抵触。”我很诧异，这位早年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也要审查？也没细想就大胆地问了一句：“您也被这样审查过？”他笑了笑，很正经地说：“不单我经历过这样的审查，也许你都想不到的好些高级领导都经历过这样的审查，要经得起党的考验嘛！”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想，这叫什么考验？分明是糟蹋人，先打掉这人的自尊，再打垮这人的自信，把这人的人格像烂抹布一样放在脚下踩。

在图书室搬了一星期书，就让我去畜牧场上班了，黄尔汉也复职了。他不但满嘴牢骚话，还因为工人们参加了他的斗争会，一有机会就撂几句有意味的话给工人们听，诸如“人总得有良心呀”“有人见我就脸红，他是心中有愧了”等等，工人们都尽量回避他。我觉得工人们对我还没什么两样，可能是我的问题始终与工人们不相干。

又过了十几天，吴富融下乡回来。我们重逢了，但并没有新婚久别的喜悦和激动。我们这才互通了这八个月隔绝期间的情况，他也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并在专署的“学习班”里，要他交代他叔父从泰国寄来的信上面剪掉的部分写的是什么。他叔父用的是中式直行信纸，上面留有一段空白，他叔父怕信件超重剪去了，吴富融收到时就是这样的，百口莫辩。再有就是从我这里搜去的同学们的思想汇报，问他拿这些“人事材料”要干什么，也是总通不过，让他苦恼之至。邱瑞华也关在学习班，他解放前去衡阳一所基督教学校读了半年，为的是向美国传教士学英语并练口语，自然也要被怀疑的。可能是专署机关要审查的人少些，找不到投敌叛国的罪证，也就不了了之。学习班元旦前就结束了，不像农科所一直搞了半年多。

我恢复工作不久，国家发行十年还本的公债。我认购了300元，是全所最多的。所里一反常态，动员之后没有表扬，工人们说我：“都知道你是赌气买这么多的，正好是你半年没上班的工资。”后半句说得对，我没干活儿不拿钱；前半句不对，我跟谁赌气？也赌不起这气。

这场肃清暗藏反革命的运动过去了，表面上看，我的工作和生活又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