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敌人

到了专署畜牧兽医站，吴富融说他担心会把我抓走，再也见不到了。当晚他就去找站里的乔秘书谈了我的情况。乔秘书很通人情，答应接纳我的户口，还把楼上的一房间给我们住。事情顺利，吴富融也放下心来，劝我不要再哭泣，先在站上当个家属，孩子生下来再说以后的事。

第二天我就去粮管所上户口、领粮本。那位办事员看过我交给他的文书，抬眼盯着我问我的身份，其实文书上已经写明的，但我还是老实地回答：右派，反革命分子。之后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再从脚看到头，看了几遍，我只得站得直直地任他审视。最后，他一言不发地给了我购粮本。

我把房间整理好，打扫干净，里面本来就放着三张板床和一张小办公桌，冬天的小铁炉和剩下的蜂窝煤还没搬走，正好利用。多余的那张板床可以放东西当菜板。弄停当后，就去买回粮油、锅碗等物，吃饭问题当下就解决了，下一步得解决我的长期吃饭问题。

临离开农科所时，丁主任说了句“你要工作，自己去劳动局找”的话，我信以为真。这天我打扮整齐，抱着希望就登了劳动局的大门。接待的人问明来意，知道情况后，皱着眉头明确地对我说：“我们这里是人民的劳动局，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什么人？你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国民不是人民，劳动局不是为你们这种人服务的！”我怯怯地说：“我才25岁，总不能不劳动靠别人养活吧？”那人就很不耐烦地说：“你要劳动找派出所去呀！再讲一遍，劳动局与你们这种人没关系，别再啰唆，走吧！”我没做过乞丐，现在似乎有了体验，对于受辱早已习惯而且麻木了。走出来时决定，生过孩子就去派出所。

我到吴富融处安置下来的第三天他就下乡走了。我想我已没有收入，生活应尽量节约，每天煮一锅青菜粥，上午吃一半下午吃一半，直到他回来。那时干部下乡都到农民家吃派饭，以前他下乡回来，总是先到火车站食堂去炒一盘肉喝三两酒才回单位。现在有家了，我尽量地把伙食弄好。这一天，菜场卖少见的黄花鱼，我知道他喜欢吃鱼，就买了两条，问过别的家属就尝试着烹制。不料水放得太多，鱼肉都煮散掉，成一锅粥了。中午他回来只吃了几口就坐到床上，靠着被垛望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以为他嫌我把鱼做糟了，生我的气，便赔笑道：“下回就有经验了，一定让你满意。”还劝他再吃一点儿。他却开口说了句与鱼不相干的话：“你和那些家属都说什么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没说什么呀！那天她们凑在一块儿在院子里做针线，我买菜回来，她们喊我过去聊了几句，我就上楼了，没说什么。”他说，上午老张背着人对他说，让你说话得注意。那天街道上叫家属们开会，你说了句：“你们又要开会啦！”就有家属向派出所汇报，说你要阻挡家属们开会，是老张老婆对老张说的。我一听，顿如冷水浇头、心沉井底，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半天也没动一下，空气凝结着。直到他去上班，走过还在饭桌旁发呆的我，说了句：“老张是好意，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他走后，我还枯坐了好久。粮管所的人打量我，劳动局的人撵我，就这个家属院，还是个陷阱！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在唱：“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和古时黥了脸的人一样，一言一行都必定被认定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还怎么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呢？

晚上我和吴富融商量，早点儿回南京去生孩子，以后怎么办听妈妈的意见，回不回石家庄都在两可之间。孩子怎么带，变数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