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挑起了个戏班子

人生的经历还真难预测，我从小就不爱看戏，唱的听不懂，说的也听不明白。妈妈说我净看翻译小说，对中国的文化不知道就愧为中国人。有一次妈妈特地破费，带了哥哥和我去看京戏，我只看丑角，台上没有丑角时，我就偷着看我带来的小说。旧时戏院里是亮着灯的，哥哥发现我在作弊就向妈妈告密，妈妈瞪了我一眼，回去说她尽到教育的责任了，再不白浪费钱。果然我后来没再受看戏之苦。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农科所照例要排出京戏，下乡与农民联欢，演员不够就拉我去演一个角色，说是只有一句唱和一句道白，管保我能学会。出于对工作的支持，我就勉强答应了，就是演《鸿鸾禧》中从水里救了金玉奴的那个巡抚夫人。巡抚唱“船行江中大风浪”后我接唱“江水连天渺茫茫”七个字，说的是“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就饶了他吧！”一句。我还真用心学会了。不想在所里演出时，惹得哄堂大笑，有人笑得躺在椅子上直哼哼，下乡演出时他们只好临时换人。回想初中毕业时演的那场话剧，笑得同台的演员都蹲到地上，我也不明白我这么认真在演，有什么可笑之处，大概就是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行话叫“大棒槌”，不通气，不可救药。不可思议地，我在劳改队不但成了演员，还当了戏班头头儿，照猫画虎地还写过戏本，既管服装道具还管灯光效果，演出时是前台主任兼后台老板，人生的玩笑开大了。

那是1962年春节，劳改队租不起电影，只好由犯人们自出节目，自娱自乐。我们女犯中有个叫赵凤琴的会唱评剧，我请管教给找来一个叫《顶锅》的小剧本，还有一个宣传农业“八字宪法”的小话剧，自己编写唱词的五种地方戏“大杂烩”联唱，共三个节目。男犯中的人才多，节目更多更好。春节过后，劳改队决定由妇女车间组成个评剧班子，脱产排戏，每休息日给全体犯人演出娱乐。文武场（即乐队）由辅助车间出人，还派了几个就业职工来当男演员。

排的第一个戏是《雷雨》，导演是当时在劳教所改造的右派分子荆铁男。他本是石家庄评剧团的副团长，评剧《雷雨》就是他改编的，而且还得到原著作者曹禺的认可，已在社会上公演过。他给我们说戏、教唱、教表演，我给记谱，当二老师，按他的要求去仓库选麻袋，领布头、线毯子零头，拿到漂染车间去染成各种颜色，再让缝纫组给做成西装、旗袍、长衫短褂等等，还按他设计的样子，让铁木组做成长短沙发、桌子柜子和布景片。

李大队长几乎每天都来看排戏，有他的关心和支持，这些繁杂的准备工作都进行得顺利，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演出了。荆导演亲自在后台做效果，我帮他摇三夹板，震马口铁皮，晃细铁丝，还真和打雷下雨一样。演出大获成功，总结会上荆导说了实话：“我来时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演出了这样的水平。”我明白，若不是当了右派，他绝对不会来和我们打交道的。殊不知劳改队里有才的人多得是，演鲁妈的赵凤琴有表演天分，唱得也好；演繁漪的陈帆以前是专业的话剧演员；赶大车的就业职工演周朴园，气质虽差一点儿，但嗓子特好；演鲁贵的就业人员特别喜欢演戏，所以他学得认真，演得也不错；演四凤的才18岁，上妆后被舞台灯光一打，还真光彩照人。就周萍不大理想，荆导演本来选中搞美工的那个男犯，就算他外形内涵合适，劳改队也不可能让男女犯人来演这种对手戏，只能找了个嗓子好的女犯人。想必劳改局的一些干部也来看了这演出，评价不错，所以李大队长和管教们都高兴，把我们夸奖了一番。《雷雨》落了幕，荆导演也不再来了。

《雷雨》虽然演得不错，但不能每个休息日都演这一出，李大队长去买来几个剧本，记得有本《海瑞罢官》，我看了，但都演不成，因为我们没有服装，演不了古装戏。没有剧本只好自己动手来写。我编了一个小偷女犯在劳改队里受到政府教育和同犯的帮助，思想转变改恶从善的故事。管教股称这为“小偷戏”。小偷戏贴近生活，好演，效果也易得。但两个戏还是不够，李大队长叫我编个《杨三姐告状》，我没看过这戏，甚至不知道这故事，李大队长说不要紧，找个看过这戏的讲讲就行了。我只好答应试试看。

正为“赶鸭子上架”发愁之际，劳改队把藁城评剧团的团长给调来了。他姓单，评剧世家出身，犯了法，被判处八年徒刑，正好解决了我们的困难。他不但会演会教，还有许多剧本。适宜我们演的戏有很多限制：不能演古装戏，因为没服装行头；不能演现代戏，因为犯人不能扮演共产党员或国家干部。剩下的只有民国初年的和一些传统小戏了。单导演先调教了文武场，亲自坐镇指挥，教他们锣鼓经和各种板式，教演员评剧的表演程序。这回大家都有了点儿专业模式了。先排了个抓国民党登陆特务的《中秋之夜》，再排《杨三姐告状》，后来又排《秋海棠》和《啼笑因缘》，还有传统小戏《劝爱宝》《小姑不贤》。管教还叫他编了一出《一贯害人道》。有了这七个戏轮换着演，就解决了南兵营犯人的娱乐问题。管教还有意叫排《杨乃武与小白菜》，单导演说太多的公堂审案和喊冤，不宜犯人们看，便作罢了。单导演被安排到文宣组，其他人不久都跟班劳动不再脱产。一年多，我们都是在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里排戏，排出这么多戏，可见大家的积极性了。1964年春节，我们和北郊劳改队的梆子剧团交换演出，那里全是男犯。我们全体女犯晚上都睡在大礼堂的台上，演了两晚才回来。北郊劳改队的梆子剧团在南兵营唱的是《别窑》，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看来我们这边还比较明智，避开了犯人的敏感的痛点。

在剧组里，我除了管理一切杂事儿，还要演一些角色，如《雷雨》里的周朴园、男仆，《劝爱宝》里的老父亲，《小姑不贤》里的姑妈，《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的母亲等配角。单导演说赵凤琴和陈帆都够上专业演员水平，说我只有半个戏，我挺知足。就是主演们总为争服装争饰品吵嘴，还冲我发火，让我生气。拉低音胡琴的男犯告诉我，民间有一句俗话，说“要想生气，弄一台戏”，原来戏班子里就是矛盾多，人人都要凸显自己，自然气多了。旧社会还有句话“妓无情，戏无义”，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排戏时有人唱错了说错了，都会引起大家哄笑，笑得太厉害，往往会被管教训斥而乐极生悲，就这样有乐有恼地度过了我两年的牢狱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