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兽医站的生活

兽医站搬到油坊土壕里，那大土坑除了一个油坊，还有几间木工房。离村子虽不远，但附近没有人家。兽医站生着个煤火炉，晚上得有人住。六劳胆小，一个人害怕，就由我每晚值班。炉子上常有热水，木工房有木屑和刨花，炕总是温热，我睡在兽医站，可谓得其所哉。后来，科科也来睡，早上还能做点儿早餐，吃过再上学去。老头子从此就不“早朝”了，每天睡够了觉，吸足了烟，喝好了茶才起来。兽医站早上不会来牲畜，我做好准备工作就可以回家做饭，让老头子上午不要上工，从容地做午饭，科科和我能及时吃过就走。老头子就是不肯改上早工，我只好遵守和平共处的条约，听之任之了。

一上午，拉牲畜来的外村人，队上反正都给记一晌工，所以他们完事了也不走，就在我炕上一躺，或者盘着腿，几个人聊天。他们的脚后跟跟锉子一样，把我的被子踹得稀烂，干脆我也不铺被子，就睡在光篾席上。

村里有个孤老头儿，七十多岁了，可能是辈分低，都称他的小名，不过前面加个老字：老拙娃。他还上工，做点儿轻活儿，诸如看庄稼之类的。有时他也来兽医站坐坐，我看他那双黑脚，连个袜子也没有，就主动倒了盆热水让他洗脚，第一盆是黑水，倒掉，再给他端一盆，这一盆成了白粥，我拿板刷给他把脚上的死皮都刷下来，第三盆才像是洗脚水。他说他从来没洗过脚，不知道脚洗了这么舒服，还为我替他洗脚过意不去。我说，你和我妈妈同年，用的是公家的热水，都是应该的。我看他实在是可怜，而他还可怜那些青年小伙，说队上的活儿太苦了，工地上小伙们拉着满车的土还得飞跑，竟掉下泪来。

每天下午放学后，小孩子们络绎不绝地来兽医站，向我要装过针剂的小纸盒。农村孩子没有玩具，小纸盒就是唯一可得的东西，小纸盒没有了，就给他们用完的小药瓶，他们都很高兴。高辈分的小孩儿，怯生生地叫我“许燕吉”，低辈分的更理直气壮地叫我的数码代号，二姨、二婆之类。有的答应等她出嫁时给我吃大白馍，有的表示要捉个“花姐姐”（一种颜色好看的飞虫）给我，有的孩子还告诉我他父母为什么吵架，有的还拿我当个听告状的法官，指着同来的说：“他上半截儿课要回家拿馍，老师歪（训）他了。”老师叫他写字，他说：“行！爷来给你写。”气得老师要打他。“被告”说：“老师他大（父亲）管我大（父亲）叫爷，我就是老师他爷嘛！”十分可乐。

医疗站的药房还归我管时，妇女们来取药，遇上没什么人，往往就和我说说话，说说她们的病，宣泄一下她们的痛苦，甚至哭上一鼻子。我也就试着做一下心理疏导，充当个心理医生。妇女们还挺想念我，有一次医生和助产士都不在家，她们就来拉我去接生。我可真不敢越这个位，产科的凶险在瞬息之间，万一出什么问题，百口莫辩，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搬到土壕以后，妇女们不大到兽医站来了，可是男人们不断，这里有火，可以煮茶，似乎成了小茶馆。他们说社会上的事，更多的是说村里的问题。旧时，各种各的地，户与户会有矛盾，现在叫“一个锅里搅马勺”，户与户间的矛盾少了，社员与生产队的矛盾多了，干群之间甚至闹得不可开交，说是都够写一大部小说的了。我只是听听，不敢插言。还有几个慢性病人天天来熬中药，我总保持着炉火兴旺，场地整洁，让来人满意就行了。

到兽医站后，第一年年底分得五十多元，第二年得了一百多元，第三年就得了二百多元。老头子特别声明，猪的工分都是他的，以表示没沾老婆的光。其实，猪吃的糠都是我到粉碎机上打的，到杨陵站食品公司收猪点去交猪，也是我用架子车拉着去的，我不戳穿他那大男子主义，就算是他的好了。工分增加还有个来源，就是科科长大些了，放假的时间，他也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农业社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