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夫还是老同学

我复职后不久，邱瑞华就从石家庄来到杨陵官村看我。他平反比我早，见面后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离开了石家庄畜牧兽医站，几经周折到了宁晋县的大曹庄农场劳动，他妻子带了孩子们回到老家，几乎饿死。平反后，他到了省农垦局工作，一家也团圆了，听说我的下落就不辞辛苦地来了，特够朋友。他告诉我吴富融的现状，本想安排我们见一次面，却被吴富融拒绝了，理由是“没脸见人”。我一笑了之。1981年春节后，全国的繁殖学会要在杨陵办进修班，西北农大的老师告诉我说吴富融会来，我想既然他不愿见我，我也不想让他尴尬，便避而回了南京，直拖到3月份才回杨陵，回来后知道来参加进修班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对他很有指责，以致他哭了一场。我又有点儿于心不忍，便写了一封信去，一表我不记恨他，二为在看守所离婚时伤害了他的自尊表示歉意。信的称呼颇费了些斟酌，最后称他“尊敬的原告”，落款是“你诚实的被告”。还加注：我善戏谑，请勿见怪。后来又把原是他的一条毛毯寄还给他，附上一个纸条：“此物曾给我些许温暖，但又令我想起那风雪的严寒，所以还是物归原主好，不要收条。”1990年，全班同学聚会，远在内蒙古和广州的同学们都回北京母校了，而近在咫尺的保定的他却没有来，自然就引起一些看法。我是为了怕他不自在而没有去，早知如此，我倒是挺愿意和老同学们久别重逢的。

1992年冬，我去北京参加台盟的换届大会回程，绕道石家庄看看邱瑞华和几个朋友，很偶然的一个差错我得在保定倒车，本想顺便去看看也是右派复职的另一位同学，却又阴差阳错地把电话打给了吴富融，将错就错便把他叫来火车站，这是1959年我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33年了，离挺远我就招呼他：“还认得我吗？”他表情沉重，说声：“怎么不认得？”站定后，低了头说句：“反正我是做了不道德的事了。”我赶快说：“现在离婚的多着呢，谁都不道德了？夫妻嘛，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分开，很自然的，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事。”他似乎放松了一些。我接着说：“找你来，想问你三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要说谎。”他点头承诺。我说：“当初究竟怎么回事？”他说：“我去长沙，见到三哥，三哥说咱们家成分本来就不好，你再守着个反革命犯人的妻子，弟弟、妹妹的前程就都完了，你务必得听你领导的话，回去坚决离掉。我听我三哥的话，不能为我一人影响十几个弟妹，所以再次提出离婚了。”这回答我能接受，为了弟妹也不算自私。通过！第二个问题：“看守所程所长说，你第一次来探视就说要离婚，是他把你挡了，怕影响我的改造而让你过些日子再提，所以你到12月才起诉的，是不是这样？若不是，那就是程所长向我卖好。”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想不起来了。”这话我不信，不诚实，再问也没意义了。我原来的第三问是离婚起诉照实写就能达到目的，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倒把事情弄得麻烦不顺了。现在改问：“我箱子里原有些同学的照片都不见了，是你收着还是看守所给收走了？”他没正面回答，只说“文化大革命”时他把照片都付之一炬了。这本是个没多大关系的事，便改口谈谈在北京见到的诸同学情况，气氛也缓和了。最后我嘱咐他，以后同学们聚会，不论你是真有事还是假有事，一两天参加不了，最少也得去半天，否则同学们还以为你对大家避讳了，还以为我对你有多大压力，几十年半辈子都过去了，往事都揭过去，今后咱们还是老同学，关系正常化。他点头同意。就这样两人站在寒冷的火车站台阶上谈了一个多小时，握手而别。我解开了心结，轻松了许多。

又过了十几年，媒体对我和魏老头儿的婚姻感兴趣，又是报载又是上电视，往往对吴富融有贬词，我特地找机会去了趟他家，说明我做节目的无奈和对记者们的报道无能为力，希望他大量大度。还好，他说什么文章和电视都没看到过。我就算给他打了个预防针，心安一些。

2004年和2005年，我们都回母校参加毕业50年和母校100年校庆，吴富融都去了，还给同学们都送一本他写的诗集，也给我了一本，上书“许燕吉老同学指正”。我认为一切正常了，但是同学们还是感到他有些别扭，于是，我当着同学们的面也回赠了他一首我临时诌的一首旧体诗：

五十流年似水，万千恩怨已灰，

萍聚何需多讳，鸟散音影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