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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萌发写《平凡的世界》到现在已经快接近十年。而写完这部书到现在已快接近四年了。现在重新回到那些岁月，仍然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正是怀着一种对往事祭奠的心情，我才写了上面的一些文字。
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轻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重要的位置。
一个人要是停留在自己的历史中而不再前行，那是极为可悲的。
但是，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有必要把这一段经历大约地记录下来。
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
可以说，这些文字肯定未能全部记录我在写作这部书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和书中内容平行漫流的曾是无数的洪流。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那一切都储蓄在记忆里；尤其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和许多无名的感情溪流更是无法留存——而那些东西才可能是真正有光彩的。不过，我总算把这段经历的一个大的流程用这散漫的笔调写在了这里。我不企望别人对这些文字产生兴趣，只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而已。
一九九一年三月，当《平凡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以往漫长而艰难的年月里，我的全部心思都是考虑怎样写完这部书，而不敢奢望它会受到什么宠爱。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我深知任何荣誉并不能完全证明真正的成功。这一切只不过促使我再一次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是的，我刚跨过四十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在“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那么，早晨依然从中午开始。
一九九一年初冬至一九九二年初春
致《中篇小说选刊》
我每次到北京，总爱在首都新建不久的立体交叉桥上徘徊良久。复杂的交叉道路，繁忙的车辆行人：不断地聚汇，不断地分散；有规则中的无规则，无规则中的有规则；这一切组成了一幅多么纷繁复杂的图景。
立体交叉桥，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
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十年动乱和动乱以后的调整改革，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比之过去的年代是复杂多了；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复杂多了；人的思想感情也复杂多了；这些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文学作品怎样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就我自己来说，感到越来越困难；浅薄和无能常常使自己在稿纸面前一筹莫展。
可是面对着新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就应该努力表现它。尽管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也应该尝试着去进行。
我只能在我自己生活和认识所达到的范围内努力。
我是一个血统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里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一地带，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可歌的，可泣的，可爱的，可憎的，可喜的，可悲的人和事物都有。我们不应该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只有反映出了生活中真实的（不是虚假的！）矛盾冲突，艺术作品的生命才会有不死的根！
当然，不论写什么，不论怎样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和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我国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家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自己的灵魂不能破碎。”我以为这个认识对于作家来说是必须所具有的。毋庸置疑，作家的全部工作都应该使人和事物变得更美好；让生活的车轮轰隆隆地前进。
基于以上的这些认识和思考，我写了《人生》，关于这部作品的本身，我自己不想说什么，明断的公众只要读过，就自会各有各的结论，我现在感到痛苦的只是由于我的浅薄而没有能把它写好！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一日于西安
这束淡弱的折光
——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这是一段被某些大人淡忘了的，又是现在大部分孩子所不了解的生活。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当前的某种观点看，这样的题材也许不“新”。
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
那时，人们虽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生活中却表现出了顽强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
因此，我写过去的这段生活，并不是纯粹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想用一种折光来投射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一束折光也许太淡弱了，但我仍然想让它闪烁。我愿意使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我觉得不论怎样，这对他（她）们是没有坏处的。我并没有回避那些日子里贫困生活的不幸情况。当然，要在这样一篇小小的作品中，总结造成这段生活的复杂的政治原因也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准备这样做）。我觉得，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要用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来，只要做到这一点，读者也自然会在美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
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因此，我热切地盼望比我更年长、更成熟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刻地来表现我国现代历史上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于西安
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当得到一种社会荣誉时，自己内心总是很惭愧的。在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祖国西部黄土高原那些朴素的山峦与河流，开垦和未被开垦的土地，土地上弯腰躬背的父老兄弟……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们是最伟大的人，给他们戴上任何荣誉的桂冠都不过分。但是，他们要求的从来都不是这些，而是默默无闻地、永恒地劳动和创造。
正因为如此，我在荣誉面前感到深深的惭愧。
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惭愧中不由得深深地沉思。
是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一定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生活和艺术都在发展，就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在认识生活或者表现生活方面，都感到越来越无能。但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愿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我已经度过许多失败的白天和灰心的夜晚，制造过一片又一片文字的废墟，但我仍然愿在这废墟中汗流浃背地耕种。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我国劳动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拓着全新的生活，我将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和他们一起前行。
一九八三年三月写于北京
漫谈小说创作
——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以答复。
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廿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十七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
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三至五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
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十年八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一记录一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的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
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六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十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为一颗枣消耗十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十一二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
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的讲故事的局外人。
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即现代生活的三十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势，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
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呻吟。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的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青年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爹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脚侠，旧社会的人儿，醉意朦胧地唱着古老的歌儿。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
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得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
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
答《延河》编辑部问
问：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过许多艺术形象，你能向读者真实地描述一下你自己吗？
答：自己很难描述自己。其实，我在我的作品中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袒露过自己。从一切方面说，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生活抱有最实际的想法，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争取获得某种成功——对我来说，这往往得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才能达到。从来都轻视机遇，而把一切希望建立在自己切实的努力之上。只有诚实地劳动，才可能收获，这是我的生活信条。当然，在生活历程中，也还和常人一样犯各种错误。
我的最大爱好是一个人苦思冥想。思考的问题和事物广泛而庞杂。当然不都是文学问题。内心越是活跃和激烈，外表却越是平板和慵懒。相反，外表活跃的时候，内心却正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思考激烈的时候，路遇熟人，往往忘了礼貌性地打一声招呼，为此总给别人得出骄傲的印象。加之眼睛近视，平时又不爱戴眼镜，经常遭朋友们抱怨，说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竟然视而不见。有时候为避免失礼，行进中如觉有人迎面走来，不管是否熟人，脸上慌忙先做出笑容可掬状。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著作、交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热的足球比赛等。生活习惯随便，几乎到了一种散漫的程度。吸烟无节制，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晚上读书常引起失眠症，但治疗失眠症还靠读书，一直读到书从手中自动失落为止。
还是开头那句话，自己很难描述自己，正如摄影师给别人照相时，很少顾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最好由别人。
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在此以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机6。以后的岁月是在动乱之中度过的。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要在一种事业中取得某些进展，首先得爱好这种事业，这可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这还不够，要搞出点名堂，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努力。首先应该明了，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中，前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就要求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和其他方面的典籍。读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的指导下阅读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把前人所写的书都读完，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根据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你就会读到中外历代一些最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的总和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面貌和水平。有了这个了解，你就再不会犯狂妄的毛病。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最容易犯这个病，而这个病往往会断送你在文学事业上的前程。当然，读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治狂妄病，最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任何时代有成就的作家都得首先吸取前人的乳汁，才能使自己成熟并把自己的乳汁再留给后人。另外，应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困难，主动体验生活中一切酸甜苦辣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感情体验，这是搞创作的基本财富积累。没有这个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不要让生活来找你，而自己应该投身于生活，并主动去寻找那些丰富的、严峻的、能给人以磨炼的生活去实践，去体验。当然，心理状态应该是这种生活的一个自然的成员，而不是仅仅抱着写作的目的才去生活的。有些青年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所谓“曲折的”生活经历。实际上生活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读书、生活，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这就是我对以上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当你发表第一篇作品，或创作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想得最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将在下面。
问：你在创作上遇到没遇到困难或挫折？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去，并终于取得了突破的？
答：困难或挫折是经常性的。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为自己专意设置的。追求的目标越高，困难和挫折的系数就会越大。但是没有追求，就不可能产生像样的作品。为了“顺利”而回避困难，实际上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中进行的。因此，具备顽强的毅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有时候，一个作品到了关键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搞好，而这时候往往是作家最感吃力的时候。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比登山到了最后几十米，每一步付出的代价比当初不知要大多少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这时候一般的坚强还不够，需要一种特殊的坚强，那就是，只要腿还能迈动，就继续迈动；即使倒下来，也应该往前爬；即使爬不动了，失败了，意识和灵魂也应该继续攀登——这是为了下一次攀登而应保持的一种精神状态。要知道，一次壮丽的失败就可能产生一次辉煌的胜利。最为悲哀的是永远倒在一个失败的终点上——要认识到，这绝不是终点，完全可能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连接点。要在困难和挫折中突破，首先要战胜自己。问：你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请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思考。
答：所有的作家都在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象、新因素、新品质，这是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的、商业性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
问：请以你的作品为例，谈谈你是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
答：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常常选择我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题材来表现，比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没有困难时期在学校的那段生活体验，我就不可能进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实际上，作为故事来说，我听过无数比这两个作品更为有趣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没有深切的体验，因此这些故事再绝妙我也不可能写好。当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写作题材的。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去认识。
问：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习惯？
答：每一篇作品的产生都极其艰难。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苦熬来完成的。在动笔之前是漫长的构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放纵思绪，使其达到恣意泛滥的程度。不急于形成一种写作的格局。即使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格局，也很快又被打烂，试图寻找更好的选择。经过许多次的反复，知道自己在这一题材领域中再没潜力可挖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极重视动笔前的准备，但不拟定详细的提纲，只记下一个大的情节发展脉络和要点。我的体验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头脑里记不住的，即使记在纸上也不起作用。
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的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天晚上，写德顺爷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没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天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和《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你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著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斯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拉》、夏洛蒂的《简·爱》、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大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且自己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他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应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法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西安
《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被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相距遥远而又在各个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但我认为，人类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正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但愿我的这本书能作为“桥”上的一颗小小的石子。
作为一个与本书主人公有类似经历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感受过的。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然，这种争议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发生的。我无法想象你们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什么看法。
这部书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那时，中国一个噩梦般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生活还处于酝酿和探索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悲剧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这个时期的产儿——他们的悲剧当然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但这同时也是青春的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般的宽容态度。
这部小说发表并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我曾收到几千封中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本人评价书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实际上，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实地描写生活，但是非最好还是让人们去评说！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于西安
写作是心灵的需要
——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作什么报告啦，但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
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
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
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
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
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待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一年四季的风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
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占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
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工夫收拾它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它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
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得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一圈。
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
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两毛四分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
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在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日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6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6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
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理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戴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
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
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宏著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
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
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了。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8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10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
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3年，而其他3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悉或很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其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7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
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遗憾，你将如何看待？
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
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
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抑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
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
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誉，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思，也有超越的味道。
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
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
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
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
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程路根据1991年8月21日在西安地质学院报告厅录音整理。）
路遥自传
我于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17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197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1982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响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伟大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江河。这里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
少年之梦
——为《少年月刊》而作
一个人一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踪无影。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
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敏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
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进这个国家，出那个国家，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为政府提供多种咨询性的选择方案。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遥远的太空去活捉一个“外星人”，并把他交给联合国。
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作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语言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
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
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
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
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一九九一年冬于西安
《路遥文集》后记
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四十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
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编选者陈泽顺、邢良俊同志，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
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契机，使我意外地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
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一书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
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
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剧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终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依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
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
结论一目了然：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做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一九九二年春天于西安
作家的劳动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始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
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减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的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真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稿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征。精神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他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于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的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种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享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绝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进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让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爱，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它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它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伟大的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
出自内心的真诚
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意。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
对于一个严肃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同时都是重要的。创作自由是必需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没有创造自由，这种劳动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其结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作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造性劳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底，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我们在揭示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阴暗面的时候，也应该对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
作家永远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如果对于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我们的作品只能变成无根草。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能迎合社会上的某种低级的艺术趣味。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
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作为当代作家，反映自己所处年月的生活，这是我们当然的使命，否则，我们就有负于今天，也有愧于后人。
处于大变革时代的生活，在其进程中必然充满巨大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映。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人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
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第一，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地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
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第三，一般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只要有所谓的生活气息就行了。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蓄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受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补充和思考。第四，力求通过银幕搞出一种气势。在用摄影机的角度描写生活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努力追求一种雄浑、博大和深沉的风格。第五，不能孤立地表现生活表层的民情风俗以及和主题无关的民情风俗，这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地、艺术地、丰富多采地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一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进，今天我主要想请您谈谈对理想的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在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是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的特点。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个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的人，也就是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做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从事什么工作，在每一个行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一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变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向，理想的光芒有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蒂克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蒂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就叫《寻找罗曼蒂克》。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蒂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蒂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谈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遍缺少一种罗曼蒂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话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咋样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好，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答《家庭教育》记者问
记者：路遥，能不能谈谈你的童年，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
路遥：我从小就是个调皮的孩子，有时还来点“恶作剧”。
我出生在陕北农村，从小很苦，是从那个刮着西北风的黄土高坡上爬出来的。谈不上什么家庭教育，我兄妹八人，我是老大，因为穷，后来就过继给我伯父，生父母、伯父母都没有文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那时连饭也吃不饱，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似乎有一种感觉：我生下来就是大人。严酷的生存环境使我的童年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片黄土地，当然这种眼光是用我自己的眼光。农村里生活到十多岁，直到读中学才出来，我从小不太听大人的话，喜欢玩，也许由于想象力丰富，时常搞些别出心裁的恶作剧，心里很开心，精神上也很自由，没有现在小孩有这么多的心理压力。当然从现在传统的观点看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不听话。为什么小孩一定要听大人话呢？我看不见得，谁对就听谁的。父母可以教育子女，子女也可以教育父母，我十几岁就开始教育我父母，因为我有文化，我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世界就是要比他们深刻。
当然，一个人的成才是由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的。简单地说是由于天才、勤奋、机遇决定的，要成才必须先有才，所谓天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比较聪明一点。但有天才的人聪明的人很多，比我聪明的人多的是，但不勤奋，不用功也不行，所谓勤奋出天才就是这意思，但又勤奋又有天才的人没有好的机遇也不行，机遇听上去有些唯心，但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是不行的。这里有所谓大气候，小气候，能否遇到识才的老师、领导，这三者兼有，也许你就成功了，就成才了。
现在我们不少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期望值太高……
记者：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怎样？
路遥：我女儿今年读小学六年级。
性格比较内向，也许在遗传基因上像我的多。我想尊重孩子，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前提下身体第一。孩子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没有好的身体什么也干不成，不要给孩子的压力太重。对孩子来说，未来不是靠父母设计好的，路要靠自己走，能对社会有贡献，自己又愿意干这就好，我女儿以后如果自己选择当工人，这也很好。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职业，各有各的烦恼，如果去干听起来很好的职业而自己又力不从心，这才是最痛苦的事，对自己对社会都没有好处，人尽其用这就够了。
当然对孩子的正当要求、兴趣，做父母的要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女儿曾喜欢弹钢琴，我也就咬咬牙用稿费给她买了一台钢琴，倒不一定要她成为钢琴家和音乐家，但我认为有音乐修养，这对提高孩子的总体素质大有好处。后来她喜欢上绘画，就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同样也并不一定要成为画家，而是使她的童年愉快些，幸福些。我可以说是个慈父，或者从理论上讲有些“奴隶式父亲”的味道。这大概与我艰难的童年有关，我有一种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尽量满足，比如说这次台湾的“小虎队”来西安演出，我知道我女儿很喜欢“小虎队”，只有两张票就让孩子去看了。孩子喜欢“小虎队”剧照，我就托人给她搞来。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很少求人，但对孩子的要求，一般都是有求必应。
其次培养教育孩子要有独立思考能力，这很要紧，不要人云亦云，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书读得再多，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我女儿虽然不大，但有她自己的眼光，有她自己的评判能力。对大人也有批判能力。对我们做父母的，对很有学术地位的亲戚也是如此。另外有意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女儿有一次就单独坐飞机一人从北京回西安。
记者：你女儿学习成绩如何？你如何看待学校教育？
路遥：现在学校教育重分数的现象很普遍，学生负担太重，这中间也恐怕不全是学校的责任，家长也有责任，总的根源恐怕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作祟，把分数好考上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由于一切朝分数看，使学生作业量很大，出现单调的重复教育，例如一个字抄100遍，这没有必要，连我也很讨厌，不要说孩子了。
现在的语文教学老是死记硬背，结果是字、词、句子使用得当，但通篇却毫无生气，有一种现代八股味。当然当作家的和当老师站的角度不一样，视角也不一样，看问题当然也不一样了。但是我认为应该多给孩子一点童年的快乐，让孩子有更多的时候能无忧无虑地玩。
过去有不少报道说：华裔的子女在国外成绩好，这也是事实。学校成绩是中国人好，但毕业后的实际工作能力却是美国人好。我很同意杨振宁博士的观点。他在谈到他的成功时说过：我成功要感谢我的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而从不要求我完全按他们的爱好去做事。
杨振宁的话，我以为是比较有权威的，他对东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也有比较鉴别，他说要努力提高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是学校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杨振宁的成功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做父母的应对孩子尽量地少干预，但又很爱，这是很理想的父母。
记者：你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路遥：现在中国最苦最累的是孩子。
他们处于几方面的夹攻之中！最忙的也是孩子。大人们大多数吃大锅饭，单位里闲得很，无事可干的大有人在。孩子一大早起来，有些连饭也没吃饱就背着很沉的书包到学校去，上午上课，下午上课，晚上还要做作业，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大人们围着方桌打麻将，小孩子伏在小桌子上做作业，大人们麻将打好再打孩子，这十分可恶！我以为打麻将的父母就没有资格教育孩子，更可恶的是打了麻将还要打孩子，常常看到父母一边拎孩子的一个耳朵，指使他干这干那，你想这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如果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是用惩罚的办法来教育孩子，那就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国家。当然也就无法造就一代新人。孩子天天晚上作业做得很晚，好像小孩都变成专业作家，而作家第二天可以睡懒觉，而他们一早就要起来上学，这样下去身体也搞坏了。我想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我出访过西德，那里的孩子活动的空间比较大，发展余地比较大，孩子的心理发展比较健康，孩子就是孩子，不像中国的孩子不少都是讲大人话的，我以为我国应该有选择地学习国外的好经验，包括好的家庭教育经验，不要总是老一套，教育一定要有活力，那么下一代才有活力。
中国的孩子太苦太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每个做家长的能从孩子的角度想想，也许能尊重孩子，平等地与孩子交流，这是有好处的。当然孩子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教育的……
记者：你是否打骂孩子？
路遥：我不打我的孩子，也许是女儿更疼爱一些，也许是我自己童年的经历，吃了不少苦。当然农村的孩子免不了要挨打，中国有句古话：所谓“不打不成器”。一般地说男孩绝大部分被父母打过，这也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所谓“棍子底下出孝子”，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要有分寸，否则，动不动就打这其实很野蛮，很愚蠢，证明你教子无方。我对孩子做错的事，在十分气愤的情况下我是要骂她，但有一点我与别的做父亲的不一样，我同样允许女儿骂人，我以为骂人也是一个语言锻炼，事实上可以说大人是个个骂人的！不管你是什么干部、军事家、政治家，连领袖也是要骂人的。大人们骂人可以，为什么就不允许孩子骂，孩子也应该有发泄内心愤怒的权利。
我以为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那么也要允许孩子做不到，大人们如果是嘴上说一套，而实际又另外一套，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对孩子是绝没有好处的，这只能培养孩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严重的会使孩子虚伪，伪善。因此我以为真正能培养孩子成才，就首先应该教育他如何成人。提高中国整个家庭教育的水平，关键还是要努力提高家长的素质。我想你们《家庭教育》杂志社正努力在做这项工作，这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有益的工作。
记者：谢谢你很坦诚地谈了你的家庭教育的观点……你能否为我们《家庭教育》杂志题几句话？
路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题下了“要大树的美，不要盆景的美”几个字。
关于《人生》的对话
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究竟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许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见很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错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粗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种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之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写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事论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泛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响，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买高档商品，写他们咋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当然不能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看，还应该展现得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地理解生活。
王愚：也许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不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惰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生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正常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应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看。
王愚：对！这个问题提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或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为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造得成功，主要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也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时写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高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很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说不是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进，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也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的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得不多，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做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任何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性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章也没有更多地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一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几个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有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展。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
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工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帖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南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
路遥：艺术作品离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深化，结合《人生》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地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中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路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变化比较剧烈，我不想匆匆忙忙去表现这个变化。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这个改革才开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暂时还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事先，我必须先给大家声明，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不一定对大家都有用，因为各人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在创作中都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我自己也在学习别人的体会和经验。
问：请你谈谈如何观察生活？
答：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是去了解它，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再一个是体验。实际上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了解、体验、思考，然后才能进入表现。我的认识是这样的，过去所谓深入生活是到一个地方去蹲点，我觉得这种蹲点式的生活方式，有它的好处。但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社会生活比较复杂，各系统各行业互相广泛渗透这种现象，了解生活的方式也不应该是固定的，它应该是全面地去了解。譬如，你要了解农村生活，你搬到一个村子里去住，我觉得你这样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是典型的。这和五十年代有点不同。那时候，你到一个村子里，了解了互助合作的全过程，其他地方也大体是这样。现在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山区和平原地区的就不一样。工厂和其他方面的生活也同样如此，一个工厂和另一个工厂的状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各个系统互相渗透也比较普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社会生活交叉问题。我认为，现在你要写好农村，你也要了解城市生活；写城市，你要了解农村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我总觉得，我们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生活面向来都比较狭小。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因为它大多都是写四堵墙里的生活，甚至是一个车间的很狭小范围的生活，这也反映了作家本身眼界的狭窄。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如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经济恢复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并引起社会各方面都去阅读，并给予好评呢？因为，这些作品既有工厂生活，也写其他方面的生活；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社会各个方面都联系起来去表现，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完全不表现工厂的生产过程。它是写工厂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在全城，如《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这类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放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间去表现，而社会生活也进入到工厂这个范围里去了。这样地了解生活，和仅仅了解四堵墙以内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应把四堵墙以内的生活作为你所了解的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去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譬如，一个工人他绝不仅仅是跟机器打交道，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联系——过去我们往往只了解这个工人本身，而不是通过这个工人去了解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有一天我们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从四堵墙里拉出来，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作品将会是另一个面貌。蒋子龙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种界限，他通过工厂生活来写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另外，就是在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作家应该体验它。所谓深入生活，不仅仅是记个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篇小说，我觉得这样深入生活是没有出息的。作家必须要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而不是站在一旁的观察、了解、采访、记故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干瘪的。我的想法是，所谓写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说你写小偷，就要去偷人，它是一种非常长远的积累。它也不是仅仅对生活外在形式的体验，而是情绪、感情的体验，一种最细微的心理上的体验，而这些东西是你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写前都还不完整，它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绝不可能虚构。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真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心理、感情上的真切体验，如果你和你所描写的对象很“隔”，那么真实的故事也写成了假的。所以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了一九六一年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从地里刨出来一颗土豆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仅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去写旁人在饥饿状态时从地里刨出土豆的心情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它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要注重你自己内心的体验。有些人把深入生活理解得非常狭隘，就是去了解、记录一些材料，而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觉，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自己的体验，灌输在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身上，这样就更深切，也更真切——这当然不是写自己的报告文学。从《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人公，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到列文，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当然，你自己的体验，不光是用到一个人身上，还可以把它分开，用到各种各样你所描写的对象身上。由于作品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作家在生活中应该时刻处于一种警觉状态，某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一般，很平常的，引不起什么精神上的反应、折射，但对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就应该引起警觉，自动地使自己的心理状态进入体验的过程，而每一次这样的积累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对各种事物的体验，都积累得非常深厚了，这样，你就可能写出比较重要的作品。而不是说，你脑子里贮藏了一堆故事，就能写出重要作品。以上说的是我自己的体验，不一定对大家有用。
问：请你谈谈作家的历史感问题。
答：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通畅的或者弯曲的历史，采取一种不太严肃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当然，社会上各色人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是我们写作所需要的。我们应该了解它，分析它，就是对错误，也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社会上有的人，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历史中错误的东西，挖苦、讽刺、嘲笑，反过来对于好的东西也不屑一顾。我认为，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对错误，应采取认真、科学、严肃的态度，去分析它、研究它。一个作家对历史应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认识它，分析它，研究它。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所有历史上的这一切，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这是逃脱不了的。我认为，在注重现实生活的同时，应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史，有比较深的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对什么东西喜欢，对什么东西不喜欢，对错误你也得“喜欢”它，因为你认识、了解了它，才能表现它。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目光只投向未来，投向外国，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甚了解，这是不行的，你归根结底要写的是中国，就是意识流的写法，你要写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意识流动的状态可能和外国就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为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问：在一个作品的构思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答：下面讲一讲我自己感觉到的构思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事论事，抓住了一个问题，就在这小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的意思，是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哪怕是很小的题材，都应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考虑，甚至这背景不光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就是说，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后，要尽量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去考虑它的意义。另外一个，放在整个文学史上去考虑，这是两个角度。当然我这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这样做。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自己对自己应要求严格些。有些伟大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在全世界传诵呢？就是因为它尽量概括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在小圈子里打转转。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我们看来是好的，全世界看来也是好的，都能接受它，对全世界都有冲击力量。譬如，托尔斯泰的有些作品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样考虑了以后，最后也可能是个扯淡作品，但只要你是这样想过并努力过了，那么，扯淡就扯淡吧！我的意思是尽量使作品具有较大的意义，哪怕最后作品仍然是渺小的，也不要紧，要养成这样的构思习惯。
下面我再讲讲，在构思过程中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你抓住一个题材，猛一看很不错，能很快写成一个作品，甚至编辑部也可能采用。但是，你不要忙，既然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基础，你就不要忙着写了交给编辑部，你要尽最大可能把这个题材再扩展，再思考。你可以把你原先排列组合好的题材反复打乱，重新排列，重新组合，看它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多折腾几次，说不定你的作品会变得更好。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多折腾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松地滑过去，尽管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一这作品是一九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一九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一九八〇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如现在作品中刘立本有三个女儿，但当时只有巧珍一个。后来我把它打乱了，考虑能不能有两个、三个，而增加出来的人物又是干什么用的？她们在作品中都应该具有某种意义，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在构思过程中，总有某一个时候，你感到比较满意了。我们要多折腾几次，作家实际上是一个总导演，你要把你所设计的人物关系多排列几次，特别是搬到了“舞台”上，配合了灯光布景，你的人物所站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合适呢？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调整，要使你的“舞台”整个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不要匆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品归根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因此不要匆忙。这个过程是非常烦恼的，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目的是使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更真实，更典型，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深刻的主题。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来托尔斯泰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要和她丈夫离婚的故事，人物也只有两三个，但托尔斯泰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把他的眼光投向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投向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把他所熟悉的人物都和安娜这个离婚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那就只能写出一个女人离婚的故事，而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也同样如此，司汤达听说了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公安局也可以找到很多，有的故事很完整。只要一个晚上把它写出来，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但司汤达在这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虚构，把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层社会都纳入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去考虑，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红与黑》。我估计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在这过程中折腾了恐怕不是一两次，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关系的草图就搞了六七次，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认真地搞创作，并且一直搞下去的话，那么，对构思过程中艺术想象、艺术虚构这两大方面的工作，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当然，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写作，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并想办法追求它。至于是否能追求到，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要着手写的时候，尽量多思考思考，根据你的生活体验，尽量广泛地各方面地去思考。有些思考甚至不能进入作品，是作品之外的思考，但这也是必要的，它可提供检验你作品的东西。
问：选材应注意什么？
答：当你遇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马上应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意义是什么？它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对文学史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你具有了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那么你就会有对题材的敏感性，你遇到了一个题材，马上会意识到，这里有没有可挖掘的东西。这样，你也就不会浪费时间。有的事件，本身不包含什么深刻的东西，尽管它很巨大，很惊心动魄，但进入不了文学创作，那你可以很快扔掉它，再转人别的题材。选材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是埋头写上几个月，把你都累死了，它还是个没意义。因此，你必须具有对题材的敏感性，甚至一些别人看来毫不留意的事情，由于你具有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了解的习惯，认识的习惯，理解的习惯，你马上可以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别人还没觉察的时候，你就悄悄地注意了。有的时候，当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大吃一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想到写呢？就因为不具备上面的条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出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文学史上看，如果只是从生活中寻找离奇的故事，他即使写得再多，也是个二流作家，如《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要有巨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都应该多想一想。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构思时的情况？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到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床被子，完全是“叫花子”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扔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个包袱，像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刷刷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时期我正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给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在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中三年，就像我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那样。当时我在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是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却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就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节。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彩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辩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苦闷和失落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自己又应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如前半部写农村，后半部写城市，这也形成一种对比。当然这不能是机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
问：作品中的所谓“悬念”重要吗？
答：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看了一两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你偏偏应该写成一开始是这样，而中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根本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善于隐蔽矛盾冲突的进展。有些人缺乏这些，所以作品写得很露，抓不住人。如果你的作品跌宕多的话，那么，当第一个跌宕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完全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主人公最关心的时候，也是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到他会留下），但想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当然这只是构思方法的一种，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作者要善于把作品的意图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展要多拐几个弯，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可以再从反向考虑。
问：能不能谈谈你开掘作品主题方面的体会？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有一个思想。关键是人物关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正确或者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样选择“切入”部位呢？
答：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不满意。这个“切入”好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插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高加林被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选择高加林被卸职作为切入部位。因为高加林的卸职，已进入到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有意思。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读者看不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卸，各种矛盾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声部分写到高潮的低落，这又应该暗示了生活的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但这绝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一定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好似戛然一声，把弦绷断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抖的，不要猛的一声把弦绷断了。绷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些，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
答：经常有。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古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很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汉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些，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定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动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我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领受这一荣誉。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美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了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的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
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
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六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志社及珊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及叶咏梅，特别要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于西安
49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