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老

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大的不幸便是前清遗老的失踪。我曾致力在清代的遗迹中探寻到这位君子的稀世之珍。我相信他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最优秀的成果了。

清朝也许是很腐败的，是的，恐怕是很腐败的。可是这批清朝政府里的骗子们却都是很庄严文雅的君子。这类官吏便是几百年的教化、提炼和传统的产物，纯粹的前清遗老也许和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一样难得。这是自然物性使然，不可强求。可是在每一时代我们至少有几十个官吏，而现在我们只有那些忠实的党派同志。前清遗老完全是文雅君子，我们还有了好几十个，而且也是值得有的。不论他的思想如何退化，他的存在终是叫人喜悦的，而他的态度是不仅给他自己也是给那些贿赂他的人的一个贡献物。他的声音是低沉而有回响的，他的举止稳重而宁静，他的言语是一种艺术，而他的个性却是一种广博、优雅、谦逊高尚的混合物。

要给前清遗老下定义也许是跟给君子下定义一样的毫无意思。他的存在是宇宙上无可置辩的事实，这也经常的在激起定义而又废弃定义。可是当你听到他讲话时，你便会知道他就是一个前清官吏的。这和你从两面分开梳的头发上辨别出一个君子来是一样的。在男子们声音的震动中，和肩膀的姿势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会赢得女人们的欢心的。你可知道李鸿章的一丛美髯和袁世凯的一对眼珠曾迷惑了多少洋人的心啊！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该是多么可悲的啊！

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前清官僚，你只要听他讲话。他讲的当然是官活。他讲官话时，拍子便是一种艺术，一种他为了自娱而耗了半生光阴去培养成熟的艺术。这不全在于那聪明的孩子三月便能学会的声调上。不错，声调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我还记得我听到他言语里低沉而有回响的声音，他那北京调的波动韵律，还用了适当而均匀的笑声来作间断。如果能再听到这样纯粹的官话死也愿意的！如果这些官僚也是搜括人民的话，那他们的搜括手段是优美而有礼的，看起来很是令人高兴，而且人民也会被他们驯服得和他们自己一样温和文雅，可是现在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现代的官吏却是那么的笨拙而粗野、愚蠢而淫乱的了，如果我们一定要被搜括的话，那至少也得让我们能把他享受一下，可是我们现在连这一些权利也得不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前清官吏的失踪是中国的大不幸的原因了。

如果讲官话只是声调的一回事的话，那就不必称它为艺术。它和一切艺术一样，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精神做背景。在纯粹的官话交谈中，每样东西都是和谐的，谈话者的个性，室内的家具，礼仪的氛围，声音的色调，正确的声调和精练的语汇，丝的团扇，以及官僚的胡髭、马褂——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才造成了和谐的艺术效果。穿了西服是不能讲官话的，他的姿态便根本和这相冲突，穿了高尔夫球衣捏着丝的团扇，或是讲着官话却用手帕掩了打一下喷嚏，这简直是不幸的遭遇。与其打一个喷嚏，倒不如以适当的姿势咳一下嗽，吐一口痰来得好些。第二是那留蓄半生才能到达庄严程度的官僚胡髭。我只能想到于右任才有这种品质。第三是谈话时的宁静，声音的色调和心情的平衡，这平衡造成了庄严而稳重的个性。庄严而稳重的个性又需要教化深湛而愉快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需要学识、平静、阅历和勇气才能锻得的。这种官僚有时也会受辱的，可是他却不会失去尊严。他的呻吟是优雅的，他的喷嚏是有规律的。如果他跌在地上，他爬起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扶正他的玳瑁眼镜——是那么悠闲，那么正确。我们的现代官吏看来却竟会踢足球。踢足球是多么有失礼面的举动……有的竟还吸雪茄。可是吸着雪茄又怎么可以讲官话呢？水烟筒才是适合的东西，事实上我知道现代官吏连想也不想讲什么官话的。他们讲的只是一种广州——苏州——无锡的混话。这真好像那……

最后，讲官话还得有特殊的语汇，这语汇一半是专门的，一半是文学的。专门的语汇，我们的政府文书还能教给他的上司，因为他们是懂得这些的。而且如果官员资质聪明的话，那是不难学会的。这些东西学起来的确非常有趣，譬如，当你说到你自己的儿子时，你便称“小犬”。当你谈及别人的儿子时，你便说“令郎”。你自己的妻子应称“拙荆”，而你友人的妻子却应称“尊娴”了。邀请一个友人到你家里来时，你得说“大驾光临”。这种礼仪的确能使人觉得他是有教化的，它们改善了他们的性情。

说到文学的语汇，那我却不敢劝我们的官员们去尝试，这必须下二十年的苦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发现纯粹的官话交谈的珍贵和喜悦的原因了。不论你如何反对官话，他在许多地方有着中国历史、文学、《说文》的丰富的知识的。他能暗自背诵几十篇文学作品和诗句。真正纯粹的官话的交谈也便是文学的谈话。这些谈话者对于伦理和政治问题都非常娴熟，因为中国的官僚并不像法国型的朝臣。他是一个职业学者，他的谈话也和学者的谈话一样，他有着一套公开的政治哲学和一套私人的伦理哲学，他是朝臣和学者的混合，你能和头等的前清官僚讨论荀墨学说、元曲、宋理学以至明代的瓷器。可是我们现代的官员却只知道谈些美麦借款，一又百分之二五加仑的汽油可走二十英里等。

是的，前清官僚的时代是过去了，说谎的艺术也衰败了。我们现在有的，不是什么李鸿章，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我们的将军大都自名“福祥”、“金玉”和“福麟”等，而他们的娇妾也只单调地称为“珠小姐”、“春小姐”等。说我们要被他们搜括是屈辱他们的。

只有一天我碰到了一个外貌是真正前清遗老的人物。他心广体胖，手中捏了一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心爱历史、诗和书法。他讲的是声调正确的纯粹官话，从他谈话的镇定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饱学之士。我曾愉快地听到他谈论着人民的穷困，官吏的淫乱，电影的害处，孔教的重要，以及坚强的内政机构的亟须。他的谈话是那么的和蔼，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这该是最后的一个又渊博又优雅又谦逊而又高尚的遗老了。”他可能是一个大官，也可能是假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