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把蜡烛吹熄，太阳升起来。”当尧帝登位的时候，一位隐遁的大先知说。这是当人类看见一个无可比拟的光芒时很自然的反应。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下的世界。像在积雪世界的冰河之上，且似乎已接触到天本身的瑞士少女峰，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者一切其他的努力感到羞愧。

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爱默生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与声音，来自他自身的典范。耶稣说话时不像任何教师。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它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平易与确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怎么还不觉悟呢？”他教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前没有听过的声音：“孩子们啊，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要找我，但是我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我去的地方，是你们不能去的。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这和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同一种声音。这种简明的话非常有力，例如下文：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

它拥有一种高贵的声调，例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得安息。”这是耶稣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一种最近两千年来超过人所能支配的声音。

这些经文之所以是这种语气，是因为圣约翰把它们收入他的作品，对此我想该不会有任何争论。的确，这些话由四福音的作者之一圣约翰写下来，而且不是一字不漏的抄录，却是圣约翰所听的，或在多年后还回忆得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正如苏格拉底的对话也不是苏格拉底一字无误的话。我常会想到柏拉图所作的《斐多篇》与《约翰福音17》十三至十七章，因为它是谈两位大思想家临死时交谈的最动人的一段，虽然圣约翰不是一个像柏拉图一样的作者，但在这五章《约翰福音》里却是无可比拟的、最令人感动的东西。它们和《斐多篇》不同，理由很简单，它们包含一种卓越的美，一种这个世界自耶稣死后再也没听过的美声。让我们姑且承认圣约翰在写他的福音时已懂希腊的逻辑哲学，像“我就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这样的经文可能是希腊哲学（马太也谈到同样的信息，但没有记载在《马太福音》中）。可是在《约翰福音》中有令人惊异的笔触，例如，当耶稣开始洗门徒的脚的时候，或当在言语上有突然转变的时候，耶稣称他的门徒为“朋友”，“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因此我称你们为朋友。”这并不是说约翰可能把它虚构。在他的福音中可以读出一种可靠性，正如某些小说给我们的感觉。

因此，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着力量与某些其他的东西——绝对明朗的光，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与爱心。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与爱慕，而进一步直接地并无条件地把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即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同。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那就够了。

他的教训是属于一个与以往哲学家的教训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不再是孔子的实证主义及常识，不再是他的只对人与人的关系持续的研究，或他的逐渐自我教育的忠言；不再是道家的一个不断变形的世界的幻影，及它的对于无的复归；也不再是佛的强烈的理智主义，以及他在逃入无限与绝对之中的英勇努力。所有这些都曾对于人类的心飞进神圣的真理的较高层有所贡献，对于试图解释生与死的性质有价值。儒家显然是实际的，不抽象的，容易遵行及了解的，但它妨碍对人生与宇宙的真正性质作任何进一步的审察。它教人以忠诚、责任感及一种向着我们人类的至善的继续努力。道家与佛教刚好相反，它们教人要以灵性的自由作为最终目标。二者之中，佛教除了禅宗之外，是智识的多过神秘的。不错，庄子的道家，最直接地有助于灵性的解放。他有一种很难在一般理性哲学家中看到的大悟。庄子的立足点，像帕斯卡一样，是真正宗教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老子有时在他对爱与谦卑的力量的信念中，在他因给予人类和平而蔑视一切人类的措施，如政府、刑罚，及战争中，升到非常高的层次。老子和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而老子说：“守其雌，为天下溪。”二者都建立在灵性贫乏的国上，一句使尼采发怒的话，但耶稣用为门徒洗脚来示范，那是一件老子在意料中可能做过的事，但没有他曾这样做的记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中，一个道德犬儒主义而且正当是人类理想崩溃的世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人类理想的崩溃付出代价。以我们常因为改良这个世界来提高生活标准而接受种种观念而论，以现代思想家建议用经济的设施来解决社会的病态而论，大体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是不错的。当然，西方世界也相信两种灵性的价值，民主与自由，但都给二者加上了限制。一般的假定是白种人需要自由，黄种人需要米，这直接地显示白种人并不知道自由是天赋的本能，而只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特殊的灵性渴望。现代的学者一再断言亚洲人最关切的是米，而不知道自由的意义是什么，也不关心它。所以白种人痛恨暴政，黄种人却可容忍。这只足以证明西方的观察是如何唯物主义及普遍肤浅的，而他们对亚洲人心态的了解是多么的错误。按这个标准，西方的思想家比孔子更唯物主义，因为后者说一个国家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弃兵，甚至可以弃食，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缺少信仰而立足。

这是唯物主义做不到的。我们知道，除了耶稣的基本教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它。孔子说：“声色之于化民，末也。”孔子，如我所曾试图显示的，与耶稣共信沉默的改革，从人的内部开始的改革，而孔子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施韦泽是伟大的基督徒，一九三二年，他在歌德百年纪念祭的演说中说：

在一千种不同的方法中，人类曾被劝诱放弃他和实在的自然关系，而在某种经济与社会巫术的魔法中寻求福利。用这种方法，只会使他自己摆脱经济与社会的困苦的可能性更为渺茫。

无论它们是属于哪一种经济与社会的巫术，那些魔法的悲剧意义常只是如此，就是个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物质与灵性的人格，且必须只活得像精神不安的唯物主义的群众之一。

雷南，耶稣的另一个伟大的学生说：

一切人类的社会革命，应像果树接枝一样，被接在“上帝国”那个名词之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度，而我们所欠缺的就是深度。

只要有一天西方人相信自由与民主，他们会直接地追随耶稣的教训的核心，虽然西方人并非完全相信。如果阿拉斯加的自由受到威胁，美国将会为此而战，但如果匈牙利人或俄罗斯人的自由被牺牲，我们却不敢相信他们会在乎。因此自由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它至少在现在十余年间不是一种深切的信仰。这种自由、民主的世界性宗教的根是在乎耶稣的话，这一点他们有一天将会感觉到这二者有何关系，我将在下文弄清楚。

基督教支持普通人民。在西方世界过去的历史中，我们熟识基督教的势力。但甚至更重要的是，在今时此地这种势力仍是一种经常活跃的势力，它是经常准备发动沉默的革命来使人类进步的。奇妙的是，耶稣的教训不能被任何思想方式的变换，或被经济或物理的概念所影响。耶稣没有信条，也没有仪式。耶稣只教人一个原则，或两个原则并合为一的原则，也就是天国是在你心中，及差不多是用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温柔与谦卑的人将承受土地，前者教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教“我弟兄中最小者”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这些是在一切自由与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

唯物主义者相信反面的。他相信如果那些最谦卑的人得到了米，便一切都妥当了。真诚的唯物主义者如果必须在二者之间作选择，他是赞成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而反对个人更大的自由的。人如果有了米，就必然快乐。

我相信任何人研究耶稣的教训，即使只认他是人类的一名教师，一定会惊异于没有人曾像耶稣那样教导人。甚至以雷南而论，我们可在他身上做一种绝对客观的公平考验，但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生平与教训逼得这个法国的学者说：“耶稣为人类留下了一个道德重整的用之不竭的原则。”他在他那本书结尾的时候综述了耶稣的生平，真的可成为耶稣的代言，即使他否认基督的神性：

这位崇高的人物，每天仍监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我们可称其为神，意思不是说耶稣已吸收一切神性，或他已堪称为神，而是因为耶稣是一个领导他的同伴大步趋向神的人物。以人类全体而论，表现出的是一群低级存在——自私，其较高于动物的地方只是他的自私是较为深沉的而已。在这一片平凡之中，有一些升向天空的柱，证明人类可能有较高贵的天命。耶稣是这些柱子中最高的一根，对人显示他是来自何处及他应趋向何处。在我们性格中的一切善良与崇高都浓缩在他的身上。……

至于我们，这些永远不长进的孩子，像我们这样无力的人，劳苦而没有收获，播种而永远看不见果实的人，俯伏在这些半神的面前吧。他们能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创造、断言及行动。伟大的创造力将会再生，这个世界将会遵由古代勇敢的创造者所开辟的路而从此满足它自己吗？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将来无法预料的现象如何，耶稣都无法被超越。对他的崇拜将经常更新他的青年。而他的生平故事将不断使人流泪。他的受苦将使最好的心变软，世世代代将在人类的子孙中宣传他。比耶稣更伟大的人物永远不会产生。

雷南写到耶稣的死：

现在安息在光荣中，高贵的创始者。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你的神性已经建立。不必再怕你努力建筑的大厦会因一条裂缝而崩解。自此以后，在脆弱的人类所能及之外，你将从你的神性和平的高处，显现在你行为的无限影响中。在数小时的苦难代价之下（这种苦难甚至未触及你伟大的灵魂），你已经获得了最完全的永生。千万年后，这个世界也颂扬你。我们反抗的大旗，你将成为猛烈战争环绕着你而进行的记号。自从你死了之后，你比你在这世界旅行时更活跃一千倍，更可爱一千倍，你将成为人性的屋隅首石。那些想把你的名字从世界除去的，将会被击破。

除了细腻深沉的法国之外，还有谁能把这段表达得这么美好、这么动人的？

无论哪一种神学，都常削弱了耶稣教训的力量与平易。不错，这使信徒经常产生许多问题与答案。在耶稣自己的话中却没有要询问的事情，甚至没有野蛮人不懂的事情。在耶稣的话中没有神秘的定义，没有危险的推论。分析它们，等于杀了它们；改善它们，等于毁了它们。如果那些神学家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该多好！因为没有哪位神学家（无论他是怎样的伟大）有耶稣的心地。只要他加入讨论，情调和声音都马上改变了。我们谈论灵性时，必定好像它们是物质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

我们中有些人必须学习莎士比亚，而得到的却是永远对莎士比亚倒胃口，使我们终生不愿意再接触他的作品。于是有一天约翰·基尔吉或罗兰斯·欧里维亚进来，他不教授莎士比亚，只宣告莎士比亚自己的话，我们眼中的翳膜就除去了，我们拒绝相信这就是莎士比亚。为什么莎士比亚是美的？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从来不欣赏他呢？我曾和耶稣的教训保持距离，正像学生对莎士比亚产生永久的畏惧一样。我曾觉得被神学家的信条包围的耶稣的教训，是像雷姆卜兰特的肖像用一个一角半钱的框子镶起来一样。那个一角半钱的框子，削弱且遮蔽了雷姆卜兰特的德行。我曾说过，在耶稣的话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文盲无法明白的。如果有些表达不大清楚，并不重要；如果詹姆士王的《圣经》译本有点晦暗，那等于相片阴影的一部分。我们要修复它吗？我喜欢它原来的样子。

与其说我讲的是基督教会在教义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我谈的是一切教义上差异的无益探讨。这种讨论太通俗，像是陈列过久的旧货，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毫无好处。参加这种讨论是把自己降低到烦琐哲学的层次而冒犯真理。我现在所想说的是，妨碍了人认识耶稣的刚好就是这些纯理论家的喋喋不休，就是他们信条的混乱使我离开基督教三十年，而他们一角半钱的神学妨碍了我看见耶稣，且不止我一个人如此。哈兰登，他为承认上帝与基督的神力在人事中运行而竭尽所能地辩论，为什么他却觉得无法参加任何教会呢？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圣马丁教会的午餐座谈会上说：“你们可能知道，我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因为和现存的教会相关联的神学中，有许多我无法接受。”施韦泽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八日的《基督教世纪》中说：

我现在正想讨论在我们时代灵性生活与文化中的宗教。因此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宗教在我们这一世代的灵性生活中有必要存在吗？我用你的及我的名义来回答：“没有。”……但是许多不再属于教会的人却对宗教有一种渴慕。

现在我可以做某些个人观察。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人因教义而信基督教，中国人信教，都是因为和一个基督徒有过亲密的接触，而那个基督徒是遵守基督“彼此相爱的”教训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离开基督教的时候，一位正统的孔教徒——我的同学，正改信基督教，怎样信的？不是由于教义问答。我知道孟君，正像其他任何一位知道他的同学一样，他的中文很好，而他是来自一个临近苏州的儒家旧家庭，且因为他姓孟而被戏呼为孟子的后裔。他曾到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但他的背景完全与我相反。在清华我们都是英语教员，而且分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每人占一间房，我的房门和他的房门相对。我穿西装，他从来不穿，我常赞赏他整天笔直地坐在他的硬椅子上，这是他严肃的儒家训练的一部分。一种中国家庭彻底严谨的教育培育了他。而他聪明且高度正直，每一个人都尊敬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笑艾迪的激烈的布道战术。他的诡计之一是突然从他的大衣袋里拉出一面中国国旗（那时候是五色旗），宣告他爱中国，这种通俗剧的手法不适用于我们，因为孟君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有几个学生在演讲完毕时站起来且签名信耶稣。为什么孟君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心理背景再了解不过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同事领他信了耶稣——一个有圣徒性格，在声调与语言中显示出基督徒的爱的女人。“爱”是一个已被贬值的字眼，这里并没有些微罗曼蒂克的成分。我相信那个女人有五十多岁了，她只是一个善良的女基督徒，而她深切地关怀那些清华学生。她对每一个人的关心是很显而易见的。这个美国女人有基督徒爱的美德。她教孟君《圣经》，而《圣经》赢得了他。这是一个和他所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孟君的儒家家庭生活非常严厉。那是一个负责任、守纪律及受道德训练的世界。他不能不感到那个在他面前开放，其中用基督教的律取代了严肃的儒家生活方式的新世界的温暖。我相信他像起初的基督徒感觉有一种律代替摩西律一样的欢喜。

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看见一个仁慈的基督徒，关切每一个人的基督徒，常带领我对基督教会更亲密一点。没有任何教义的偏方能那么有效。甚至反面也证明了这个定律。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些传教士除了想让中国人信教之外，什么东西也不关心，也不像耶稣那样把人当做个体一样一个一个地爱，其实传教士是应该这样做的。中国人是一个切务实际的民族。我们量度与评判那些传教士，不是凭他们所讲，而是凭他们所为，且把他们简单地分为“好人”或“坏人”。你不能避开最后这些称呼。我童年的时候，有两个女传教士从来没有爱过为她们工作的中国男孩女孩，我想她们这样做，是以为自己为上帝而禁欲。她们给我们一种恶劣的印象，而我们男孩子则用不堪入耳的诨号来给她们命名。她们住在一座俯瞰海滨美丽风景的大厦中，且有中国的轿夫、厨子及女仆服侍。基督教的福音与“白人特权”的并合体是很古怪的。无论哪里有对人的爱心、对别人的关切，人们立刻就可以感觉到，现在我们男孩子在这座房子里面所感觉到的是不断地对中国人的讨厌。而这两个女传教士完全符合我们所称呼的她们的名字。反之，在我异教徒的时代，使我记得另一个世界的，是我和一个女基督徒的相逢。我记得当我横越大西洋的时候，遇见一个想劝我信基督教的女人，而且几乎是因她的谦卑和温柔而成功的。我敢说如果这一次的海上旅程延长十天，我就会在当时当地重回基督教。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及一位可敬的妇人，现在她已经九十四岁，住在新泽西州。她在二十世纪初，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当时她是在厦门的一位女传教士。现在这位妇人仍闪耀着关怀别人的基督教的精神。可惊异的是分离了半个世纪之后，她仍用我童年的乳名来称呼我。这证明她完全记得我！我敢断言，我在上文所说的那两位包裹在自己和上帝的交谊中的女传教士，如果她们现在仍活着，一定记不得我的乳名。如果你们记得我的诫命，你们将彼此相爱，就是如此而已。第一次接近这伟大的妇人，我就觉得自己是站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面前，像一个失去的世界的备忘录一样。换句话说，基督教能产生基督徒，而基督教神学却不能。

我不能太过强调对耶稣教训的核心保持接近的必要性。我十分相信这种精神就是在施韦泽背后督促他到非洲丛林去工作的精神。让我们尊重施韦泽所说，因为他的话非常重要且蕴涵着许多意义。

我们现在是在黑暗中，但我们彼此都有向着光明行进的信念。宗教与伦理思想联合的时刻将会再来。这一点是我们所深信、所盼望的，且因此为它工作，我们要维持一种信念，就是如果我们使伦理的理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人们有一天就会像我们这样做。让我们瞻望那光，且为它反射在为我们准备的任何思想上而感到安慰。

在他非常重要的结语中（这结语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所应读的），施韦泽关于“思想”的结论如上述所指示，且显示一种不放弃思想而希望有一天再集中人类的思想于人对生命、对上帝及对宇宙关系的一种“新理性主义”。他显示为什么现代人已失去了这种形态的思想的能力，又为什么他做纯理论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时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而只是像被安置在近处或从外面来注视它的人一样看人生的问题。但在上面所援引的话中，他还着重指出“宗教与伦理思想”的联合同样重要，且指出怎样去做。在我看来，似乎基督教神学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它把基督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的重点，移到某种容易获得且近乎法术的得救方法之上。这种方法不需要个人方面的道德努力，因而是悦耳的。不错，基督教教会也常教诲人忏悔和更生，但在整个看来，重点放在方法上。那方法是：因为某人已经为你死，无论如何你会得救的，只要你信他，或借他的名呼吁“主啊，主啊”便成。赎罪教义的作用显然是机械的，愚人也懂，所以那些祭司想让他的会众们相信它。耶稣所教的却不同。在关于葡萄树、种子及无花果树等的寓言中，他把拯救及赦罪的条件放在“结果”及遵行他的诫命之上。赦罪是不分机械的或简明的。崇拜并不比服务重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错”，“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是耶稣放在伦理生活及个人努力上所强调的。如果一个人不遵行他的爱与宽恕的诫命而只悔改与诚信，羔羊的血绝不能洗去他的罪。拯救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呆板的。一旦这个重心恢复，基督徒在他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抗基督教的势力。

因为这本书写的是我从异教回到基督教的旅行，对于这种改变我必须再说一句话，读者可能已觉得我从来没有停止过信上帝，而我也从未停止过寻求满意的崇拜形式。但我被教会神学所拦阻，我被冷酷地傲慢地演绎的以及甚至不被上帝宽恕的东西所排斥。我所处的地位，和许多生而为基督徒，但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觉得在教会中有些东西直觉地使他离开的人一样。我坦白地说，我相信有千百万人像我一样。我被那个可怕的叫做框子的东西阻止注视雷姆卜兰特。事实上没有剧烈的信仰的改变，没有神秘的异象，没有某人把红炭堆在我头上的感觉。我重回我父亲的教会，只是找到一个适合我而不用教条主义来阻拦我的教会而已。这发生得极其自然。

我必须提到，在我的异教时期，我偶尔也参加教会侍奉，但结果常令我失望。这种感觉很可悲，在基督教会中常是这样欠缺甜美的人情味。妻子常在床上读《圣经》，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参加教会侍奉。我赞赏她且暗中嫉妒她内心虔诚的真精神，我相信它产生的要素是谦卑。偶尔我会陪她去参加，但常失望而返。抱着对此世的最佳希望，我不能忍受次级的布道词。看见我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她想她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好。偶然有一次，我拨收音机拨到一个节目，只听见一个声音狂喊罪与永远的惩罚，用乡下市集叫卖者典型的声音劝我亲近上帝。我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描写，我以为今天在美国大部分的宗教仍然用对永久的惩罚的恐惧来劝人信教。许多美国人接受它，但也有许多美国人不接受。最不应该的是，在耶稣世界中真正基督的友谊与上帝的爱，竟像温柔的露珠从天而降这般稀奇，人们很少谈到所有人心中的神性，却常常强调惩罚。但情形似乎就是如此。教会礼拜式大部分仍然还是由一个愤怒的声音宣讲一个愤怒的上帝的刑罚。罪恶对于一个牧师而言基本上像病与死对于一个医生一样。耶稣自己从没有提及罪，只是宽恕它。我记得他似乎没有定过任何人的罪，甚至包括加略人犹大。犹大事实上是从十字架上被赦免了。

现在我必须找寻一间坐在座位上不会局促不安而能由始至终高兴地专心倾听的教会。我听过大卫·利达博士第一篇布道词之后，每个礼拜天都去，因为我每次都能有丰富的收获。被容许走到上帝的面前像我常常想崇拜他一样来崇拜他，是一种万虑皆释的轻松感！它自然地发生，因此当正式参加教会的问题被提出的时候，甚至没有经过一次家庭讨论。在我参加且愉快地参加之前，我们曾每个礼拜到麦迪生街长老会教会去，持续半年之久。我只想说利达博士在他的布道词中常固守基督徒生活上的问题，他不像在哈佛纪念教会的牧师，当我数十年在那里时，他有时用乔治·哀利奥特做他的布道词的题目。有这么多基督徒生活上的问题可谈，没有必要去讲一些不相干的话。因此到礼拜堂去便成为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在教会等于接近耶稣基督的真精神。我相信在纽约及其他地方仍有这样的教会，受教育的人进去时怀着崇拜的心情，出来时因为有了新的感触便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较好的新人，而不是更像一个由于别人的努力而幸逃罪责的被定罪的罪人。否认这种可能，等于否认基督徒生活，否定基督世界的丰富。基督的奇异之处，不正是他使一个人在他面前觉得自己更好、更有价值而不是罪人吗？

关于教义的差异，我情愿接受基督而把一切罪人留给加尔文。我知道加尔文主义知识的骨架已有决定性的削弱，现代的长老会教会已不再坚持为那个曾处塞维塔斯火刑的傲慢人所创的“人皆堕落”的信仰，及对“自由意志”的否定进行辩护。用预定说与自由意志可以并存的说法来维护加尔文主义，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话。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全然”这样，一种“无条件”那样及一种“不可抵抗的”某些东西的人，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佛对他的弟子断言：“没有不仁慈的教训是佛的真教训。”加尔文曾可怕地对上帝及人“不仁慈”。得了加尔文的允许，他的上帝将会乐于多将几个像塞维塔斯这样诚实而倔犟的人绑在更大、更好的火柱上烧死。

同时，一种令人信服的人生理想是在耶稣无可比拟的教训中，在人曾有权利听到的教训中最高的。我们常倾向于认为耶稣的上帝的启示是一种属于过去的行动。但无论谁今日读福音书，都会觉得上帝现在的启示清楚无误，而且令人信服。而且他的全部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启示，就是上帝的显灵，真实地给我们看。当耶稣教人“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的时候，我知道且觉得他真是那位主，我也明白为什么他不但被人敬重，而且被任何地方所有听过他的话的人所崇拜。上帝真理之光是灵性的纯洁之光，在人的教训中没有可以比拟的。当他进一步教人宽恕且在他自己的生活上示范时，我接纳他为真主及我们众人的救世主。只有耶稣能带领我们这样直接地认识上帝。这是一个道德的而且伦理的、无可比拟的美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仍想要一个理想，这里是一个领导人类的完美的理想。

这教义是足够的，也是恰当的。其中有大光的威严，但它同时大过这个人的世界所能消化实现或付诸实行的。它的目标曾被放得够高而成为万世人类精神经常遵从的指标。那种在大马色路上炫花了圣保罗的眼的光，现在仍在世世代代照耀，没有暗晦，而且永不会暗晦。这样，人的灵修借耶稣基督而接近上帝的心灵。人的基本价值被证明。因为这个理由，人类将永远崇拜他。而人的基本价值无论怎样卑微，将仍被证明是历史上最大的解放力。

我再说几句话便结束。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形式与内容，而宗教常借形式来表现它自己。在基督教中，内容是由耶稣的一切丰益所赐，形式却是人加上去的。耶稣建立他那没有信条，只有他在使徒中所创造的以爱的伟大力量为基础的教会。这种使徒们对主不得不爱的爱，是基督教教会的开始。至于形式，照耶稣的意见，是人用心灵与诚实自由崇拜，“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现在形式已用传统与历史的发展为基础来制定。在这件事上曾有过许多固执己见的行为，导致迦特力教会和改正教会及改正教会各宗派间的分裂。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有知识的卫理公会教友会以为一个长老会教友，或一个圣公会教友，或一个天主教教友，是邪恶的。形式会这么重要吗？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而形式却是像人崇拜上帝所选择的语言一样，无论是用德语、英语、法语，还是用拉丁语，都没有什么关系，不是吗？每个人都必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形式，我的意思是指找一个不太妨碍自己崇拜习惯与信仰习惯的形式。即使对形式表示外表上的服从时，每个人信上帝仍然照着他自己的方式，以及他由过去经验所决定的偏重部分。这一定得这样。如果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上帝，形式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工具。人人各不同。形式有没有价值，全赖它们能不能领导我们达成与基督建立友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