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爱默生说：“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被公认是两学派可敬的领袖。聪明人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已柏拉图化……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退得这么远，而妨碍另一种更高的见解产生。”人们可以说我在前面一章已把孔子柏拉图化，表示儒家不是全然没有一种较高的见解。在陆九渊（一一三九年至一一九三年）的新儒学派中，甚至在康德与黑格尔之前七个世纪，也已发展成一个严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天地可废，理不可废”。
每次想落笔来谈著有《道德经》的老子，我都先读一点爱默生以使自己有个适当的心境，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方法或风格的相似。老子充满似非而是的隽语，爱默生则只偶然如此。爱默生的金块散布在他亮度不够长的碎石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字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能用这么少的文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内容有相似处，虽然爱默生的《谈循环》及《谈报酬》那些散文中有许多处谈到道家。真正的原因在于爱默生像老子一样，能给人类的灵魂一种刺激，每一个在大学里的青年都必然体验过这种刺激。我常常会记起爱默生那句话：“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有时一个心灵在确实的知识范围以外摸索某些东西，就像在月光之下亚热带的珊瑚礁，热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么风在吹。读爱默生有点像站在一个大雕刻家跟前，看他在花岗石上凿他的字，溅出火星。读孟达尼则像看一个犁田的人在远处工作，因为他永远不会伤到你。但你若太接近爱默生，有时会有一块碎片飞到你的脸上，使你尖叫起来——你有一种参与创造之感。你必须注意他第二次是在哪个地方下凿，你出乎意料地觉得自己的心漫游到某一个新方向。约翰·查普曼8有某些同样性质的东西。爱默生令人激动，却不令人恬静，这是不能长读爱默生的理由所在。因为读书是想被激动又想得到抚慰的过程。我宁愿读桑塔亚那的《英伦独语》。
以上文字是想说明读老子会产生怎样的感觉。这是老子曾给我的那种震击，尤其是道家思想伟大的代表者庄子带给我的震击。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是一个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把我们击出了正当的思想与观念。孔子曾是很正当的，关心人类的一切责任，要求人做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孩子，并用一切道德来网罗一个人，使其成为一个好公民。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出于良知。但有一种危险，我们老实的公民可能是太老实了，以致与一切的思想，一切奇怪的幻想，一切对真理的概念都无缘了。难道要在人身上注入一个这么死板的灵魂，使他除了想做一个好父亲或好儿子之外永远不会想去做其他的事吗？一个人还清了债务，把儿女送入市内最好的学校，永远不会问“我是谁”及“我已成为什么”吗？人是真的满意，还是在他内心深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起了疑心呢？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我是谁？这个世界怎样开始？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真的，尽管人对责任是有诚实的良心的，但有时也有一种潜伏的欲望，想探索世界之外，大胆地跳进黑暗的空虚中问一两个关于神本身的问题。孔子让自己的心灵和神本身保持距离。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常本着良知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被逼着要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范围，宁愿冒着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它也不能使我满意。
据说老子曾忠告孔子（当时他只以为是一个青年人来向他求教）：“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这是老子对中国的贡献。他所贡献的是中国的思想方面，而他们多么需要它！诚恳地洗擦你自己，除去你一切仁义的德行，你就可以得救。耶稣所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事实上是与之同样的东西。有时人能忍受这种洗礼，除去好公民的自义的德行，且把灵魂普遍地清洁一番而一切从头做起。爱默生说：“我不让一切事情安定。”且进一步说：“人们想安定，但是只有不安定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世上永远没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在人心中造成‘不安定’的印象，且或多或少强使价值观全盘颠覆。一个教师越使人的自满自足心感到不安定，他的影响力越大。”
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学说与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与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过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正如我为雅典不但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而同时有一个柏拉图而感到欣慰。作为哲学家，柏拉图较危险、较投机，而亚里士多德较稳健、较合理。但在一个国家二者都能用，事实上也二者都需要。一个家庭里面必须有一个马太，也必须有一个玛丽亚，虽然我知道玛丽亚是一个较差的厨师，而且衣服不大整洁。
道家与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是好商人，但中国永不是一个小国。是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家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是谁制作了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国人素以具有哲学味儿著名。因为他们把生活看得很轻松，无忧无虑。孔子永远没有教人把生活看得轻松，相反，他教人用德国人的那种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心态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以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缄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是多么大。因为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教人用质柔如水的力量。外国人谈到“中国佬”，常想起一副真正哲学家深思熟虑的面容，半开合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们并没有错。所有这些都是来自道家，虽然我必须指出那种和“中国佬”的名称联结在一起的冷淡的懒散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学家的面容。有时人们看见一些没精打采的人站在中国区的街角上，会产生时间突然静止的错觉，而且相信自己已看见一个哲学家的国家在坚忍地注视着这个忙忙碌碌的世界。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种面容可能只不过是因为营养不足。单是身或心的呆滞，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哲学家。
正如我曾说的，道家与儒家，不过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一种是属于活动的、有为的、相信的一面；一种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这样是很好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惊异之心，也的确是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权利之外，还有惊异的权利，虽然可说没有事情值得惊异，或人可能不能了解世界以外的事情。但这种惊异心的运用已经是一种解放。甚至一只小狗对主人的举动也会很显明地表示讶异，难道人没有对蓝色天空以外的惊异心？没有得到任何结论，总比完全没有惊异心好。
道家适应人们这种惊异心的需要，用庄子的话来说，使人的心有自由地“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的权利。奥利弗·克伦威尔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的时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时候。”克伦威尔这句话颇有庄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在民族的灵魂中交替的情调。每一个中国人成功的时候，是一个好儒家；当他为艰难与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人的失败多过成功，甚至那些表面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们自己隐秘的疑虑，因此道家的影响比儒家更常发生作用。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立即来到一处温泉，和他的儿女共同游戏，且对自己说：“我又是一个自由人了！多么奇妙！这才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生活。”当这位官员是一位重要的内政部长的时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他睡得很好，因为他是睡在道家的天地里面。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官员像孔子，而作家与诗人像老子与庄子，而当那些作家与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与庄子。”
传说老子是孔子同代人，比孔子长二十岁左右，但孔子同时是佛的同代人。情形如下：
老子公元前570（？）—（？）
佛公元前563（？）—公元前483（？）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这三个东方思想的创立者同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且差不多同在其中二十年之间。当我们处理这些出生年代时，必须提及庄子是孟子与柏拉图的同代人。庄子对于老子，像孟子对于孔子，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及圣保罗对于耶稣。在每一种关系中，都是老师作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作，而出现了一个作出长篇大论且常作得很漂亮，完全不介意写作的门徒。他们的出生日期如下所列：
墨翟 约公元前501（468？）—
公元前416（376？）
苏格拉底 公元前469—公元前399
柏拉图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
孟子 公元前372—公元前289
庄子 约公元前335（369？）—
公元前275（286？）
庄子与孟子都见过梁国和齐国的国君，但二者都没有出现在庄子的作品中。他们的关系略如下面用世纪来表示的表中所示：
老子，佛，孔子 公元前六世纪
墨翟，苏格拉底 公元前五世纪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 公元前四世纪
对于老子与庄子，我们知道得很少。老子显然出生在一个官吏的家庭，是周朝的藏室史官。他在中年时候，辞去职务。归隐的途中他经过通往中国西北的重要关口时，传说有一个向来钦佩他的守关官吏请求他将他的智慧留给后人。结果，老子写下那本著名的《道德经》。如记载所说他可能活了一百年，或者一百六十年，或如后来相信神秘主义的道家门徒所主张的那样，肉身升天成为不死的神仙。如我们所知，人们最后看见他骑在青牛背上经过函谷关。但他的子孙却在《史记》中一代一代小心地追踪。
庄子和老子来自同一地区——楚国，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与湖北省，扬子江之北，古代中国视之为“南方”，而孔子与孟子则是来自山东。我们知道他和著名的诡辩家惠施（一个伟大的宇宙观察者）有过几次精彩的辩论，而且他曾和几位国王会过面，我们也知道他曾一度做过漆园吏。据说楚威王曾聘他任高官，而他反问他是不是会像猪一样被养肥，然后被奉献在祭坛上作牺牲。如果我们能了解庄子的才能与脾气，就不会觉得奇怪。有一个关于他的逸事。他结过婚，而当他的妻子死后棺木仍摆在屋隅的时候，他的弟子来慰问他，却发现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庄子对那个弟子的询问所作的答复，是他对于死的问题所发表的高论。生死问题迷住了庄子，而成为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到。
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关于中国学者考据老子与庄子的话。某些新近的学者曾断定老子与孔子不是同代人，他可能生在数世纪之后，大抵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或二世纪。又有一种尚未确定的“流言”说，三十三篇庄子的作品中只有前七篇是真的，而其他那些“外篇”，疑似他人伪造。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曾有三十万字以上的文章讨论老子究竟生于何时，而那些因学者的习气无意识而写成的浩繁卷帙，令人惊讶。
我之所以觉得必须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曾有一大堆空泛的言论讨论古书的真实性。这些言论达不到真正批评的标准，但可能把西方的汉学者导入迷途。用最轻微的借口来高喊伪造，曾经是一种时髦，而某些学者甚至无法分辨其中一句是否被篡改或全章是否系伪造。有些是为孔子的虔敬之情所动，有些则为炫耀学问的骄气所支持，而沉溺于歪曲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这种批评古书的风尚刚好和“汉学”狭隘的门户之见相关联。于是它便成为一种门户的偏见，在某一部古书中找寻矛盾与错误的章句，或时代错误，然后宣布又有一种伪造，这成为学者中一件时髦的事情。其实这些情形在用手抄写的古书中是很普遍的，这些努力在康有为无意义的举动中达到了最高潮。他是一九〇〇年左右伟大的维新主义者，曾写两本书，主张一切儒家的经典都是伪造的，孔子是最大的伪造者。他的门徒——卓越的学者梁启超——把这种传统的观念带到民国，提出老子生于孔子之后很久，因此也后于庄子。这种说法令人震惊，成为一时的话题。如果情形确是如此，庄子怎能一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到一个比他后生的人，这一点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老子可能为庄子所伪托，或庄子的作品可能是在公元前三百年间伪造的。这里许多学问上的卖弄随之而来，而这种空谈永无止境。现在这种高喊伪造的声音已经高到可以把一种东西因为它是伪造而将其摒弃的程度，很多人因为这样做而成“专家”。它早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使每个人都想赶这种时髦。例如冯友兰教授，除了以最初七章为根据之外，不讨论庄子的理论，这听起来好像是出于科学上的慎重，且蛮敬业的。
我想用下面的话来概括这些争论。关于老子，除了一大堆穿凿附会的臆测，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老子是生于第三世纪，而证据似乎倾向于认可传统的说法，即是老子是孔子的同代人，因为孔子与老子的会面内容，不但记载于庄子的书中，也一度记载在儒家自己的经典《礼记》中。关于老子与庄子作品的作者，我们所知不多，但那些批评家的臆测也是含糊而且空洞的，曾有过种种不正确的语言学证据。我只举一个例子，你来看这种论据是多么危险和不当。当今有一位同代的教授用纯理论的论据来接受老子必后庄子而来的理论，其论据如下：孔子的道是只关心人的道，后来在庄子的书中，道是同时关于人，也关于天，而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道的观念逐渐进化的极致，必然最后才出现。为什么这个可以产生如孔子、墨翟这种思想上的新泉的世纪却不能产生一个老子？而孔子和墨翟是从何处突然“进化”来的，却也没有弄清楚。梁启超冒险提出老子在后来的世纪出现的，是因为社会与政治环境在第三世纪已经这样恶化，正好催生老子所提倡的这种返乎自然的理论。梁启超忘记了一点，在孔子自己的时代，这个世界也已够乱了，以致大大地激发了孔子以及那位在《论语》中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无名贤者。
谈到冯友兰教授反羞于接触的《庄子·外篇》，在全部《外篇》中只有一处可能是抄录者弄错了年代（在庄子的时代，有一件事情是发生于九代以前，但在这篇文章重抄的时候，却写成十二代以前）。但即使文字被篡改，也不能据此把所有篇章都视为伪作来抛弃。有什么人会写下像《秋水》与《马蹄》这样著名的论文呢？甚至没有人提供过一点意见。提出一种新奇的理论，而用注脚与参考资料来炫耀它，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且具有足够的诱惑力。我曾见过一部专门从事证明《庄子》的《外篇》是伪造的书就是这一类作品。他怎样证明这一点的呢？不是用语言学的证据，也不是用风格或内容的不符这一证据，更不是用外在的证据。这个人以承认《庄子》最初七章为稳固的根据地而由此出发，凡遇见一句在最初七章找不到的句子，便立刻将其认做伪造的证据。如果《庄子》在前七章只说过“无为”，但在一篇《外篇》中用了一句基本的道家的句子“无为而无不为”，这便被指为“不是庄子”的证据。换句话说，所谓的证据不是指任何观念的矛盾，而是说任何补充的东西都是伪造的，总之，前七章没说过的话都不能被认做庄子的亲笔。又换句话说，叔本华只可能写过《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不可能写过《附录与补遗》（论文集），因为其中所说的事情没有在他的主要作品中说过！这么幼稚的论据，如果出现在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习作中，显然不能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