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统治阶级
儒士成为古代中国知识阶级的贵族，且由于朝廷的选举与考试制度，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儒士自成一个阶级，有学者贵族的阶级意识。对于皇家的考试制度，有许多话要说。除了对那些理发匠与屠夫的孩子，它是一种对所有人公开的制度，那些及格的被赐予官衔及国家的认可。它是帝国的一种特殊制度，包括一系列写作上的竞争，在防止徇私舞弊方面有严格的监控。首先是一种区域性考试。那些合格的，要经过一个省级的考试委员之下的双重考核，一方面看有无借偶然的机会而幸进的人，另一方面又看有无确有真才实学而被黜的人，给青年学子以种种方式如奖学金之类的鼓励和发掘。那些考列甲等及乙等的，称为秀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主考是直接由京城任命的监考官员，另有十八个官员帮助他精心评选。那个来自京城的主考，就像一个能掌握那些应考人生死大权的人。那些在省级考试成功的称为举人（像硕士），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国考，它称为“会试”，又称为大比，意即全国有才学的人的总竞赛。它每三年秋天在京城举行一次，而跟着于次年春在皇帝的亲自监督之下举行殿试。那些成功的成为进士，分为三等。所有进士头衔都是终身制的。甚至举人和秀才，也能在儒家学者阶级获得固定的地位。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中国人的传记中，出生与死亡的日期可能略去，但他在哪一年中举人，在哪一年中进士，却常是被提及的。
殿试的进士第一名是全部的文学冠军（状元）。取得这种光荣是每一个聪明士子的希望。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生举人，死进士”，因为当他是举人的时候，还有可能成为全国冠军，但作为进士，这种机会便已经失去了。考试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每一阶段参加考试的人都需检查身体。他们在乡试时被关在小房间里三天，直至考完。自带食物，因为试场只供给开水，到厕所去也有人监视。在会试的时候，甚至连主考官也被关在宫殿里，因为考试是在皇宫举行，而主考官员被禁止与外界沟通，直至评选完毕，结果已经公布为止。这意味着至少有数周与世完全隔离。有四个办公室来管理那些考卷。其一，办理考卷的接收和登记；其二，把试卷上考生的名字换上号码，且要妥当地缄封加印；其三，把试卷用红笔重抄一遍呈阅，以避免考官认得某个人的笔迹而徇私；其四，校对用红笔誊写的抄本和用墨笔写的原本有无错漏。大主考常是教育部部长或翰林院院长，由次长及其他由皇帝亲自选派的个别杰出官员来协助。最后各官员认同一个考取的名单，那些被考取的便名登“金榜”。再选取十篇最好的试卷，状元将在这十篇试卷之中选出，把作者的名字揭开后，呈请皇帝鉴阅。然后皇帝和那前十名会见，亲自口试，且记录下他们的仪容、才气、性格及应答能力，而后作出他自己的品评，核定前三名。最后，皇帝亲自为全国文学冠军簪花挂彩，有时介绍一个公主给他为妻。状元被加冕，乘着白马，在京城的街道上游行。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统治阶级、知识贵族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国对学术的极度尊崇（皇家考试制度自八世纪唐朝开始，在后来各朝代均有修改）。统治阶级当然都是儒家，而他们被要求遵守儒学荣誉的规律比别人更严，但同时免除他们在法庭上所受的肉体惩罚。整体看来，社会的骨干是一群知识的贵族，相信学问与理性至高无上，而且知道它的权力与责任。
据耶稣会说，欧洲十八世纪唯理主义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及狄德罗等人的狂热，就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孔子的人文主义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人相信，关于科学的进步与建立在理性典型上的人类社会秩序，儒家的中国对于他们而言似乎是这样事例的一个代表。莱布尼茨的单子及前定和谐的概念即使不是直接受新儒学启发，也和新儒学的观念相似。他在他的《中国近况》（Novissima Sinica）的序文中说：
在我们之中世态的发展，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的，鉴于道德的腐败已蔓延开且漫无止境，我几乎认为将中国的传教士派到我们这里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如何实施，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他们启示神学一样，是有必要的。因为我相信，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被任命为法官——不是评判女神的美，而是评判人民的善——他将赏给中国人金苹果，除非我们用一种超人的善——基督教的神圣礼物——在高贵上胜过他们。
同样，伏尔泰是反教权及反对超自然神学而相信理性的，他在《国民道德与精神论文集》（Essais sur les moeurs et I’esprit des nations）及《哲学辞典》中广泛地谈及中国。他在谈及许多其他事情时说，人不必为中国人的许多优点所困扰，但你至少要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符合真理的，是此世所曾见过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建立于父母权威之上的。我认为伏尔泰把中国想象得比它实际要好，虽然他生的时代正当中国在康熙及乾隆的辉煌统治之下。他问：“我们欧洲的王子们，你们听见这样的实例，应该怎样做呢？赞美而且惭愧，但最重要的是仿效。”
狄德罗在他编的《百科全书》里说：
这些人民，被赋予一种精诚团结（Consentement unanime）的精神，他们的历史悠久，在知识上、艺术上、智慧上、政治上及对哲学的趣味上，都超乎一切其他亚洲人。甚而在某些作家的评判中，他们和欧洲最开明的人民争夺这些方面的荣誉。
在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艺术发达的时代中，这的确是真的。
在洛可可时代，中国显示为理性的国土，而欧洲人有嗜好中国文化的时尚。一七〇一年，莱布尼茨的柏林科学会得到了种植桑树来养蚕的许可。十八世纪，中国园艺在英国风靡一时。在社交场合中，男人戴辫子（如乔治·华盛顿所为），穿着染色丝缎，某些朝臣及贵妇乘坐肩舆。
如果欧洲人思想的理性时代不是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大部分被机械物质主义的高潮所取代，我不能猜想它的发展路线将会是怎样。中国人继承的遗产与欧洲人继承的遗产（希腊哲学、经院神学、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等）不同，因此导向不同的发展路线。西方人生而“有刀在他们的脑里”。逻辑的武器太利，差不多能把一切与它接触的东西都切开，而冒犯了真理。因为真理常是整体的。超自然的神学失势，但人心的经院式习惯仍然存在。人开始通过解剖自己来研究自己。他产生某些幼稚的、准科学物质主义的怪物，把自己推入海中。但至少理性主义后是浪漫主义，东方人和西方人行动相似。在中国，浪漫主义对儒学理性主义及仪文礼节的反动，是以老子与庄子的道家形式来临。浪漫主义是对纯理性的不可免的心理反动。人会对理性感到可怕的厌倦，常在遵行严格的理性的社会中，会使一个成年人觉得厌烦，正像一间由一群男女仆役洗刷、打扫及整理得非常整洁的大厦对于一个常态的儿童一样。人是有情感的，且有时有不合理的梦想。因此，浪漫主义必然常随理性主义而来。
凡认为中国理性主义是对的看法，也认为任何理性主义的哲学、为将来社会所做的任何设计是对的。让我们组织生活与社会，但一个聪明人会看出生活与社会不能组织得太严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履行他儒者的责任，而每一步都按照理性来走，则中国不能繁衍两千多年且仍然存在。任何在方法上机械化的唯物主义哲学（儒家并非如此），必然会比儒家理性主义更进一步，谈到生产者及产品时，都用所做工作的单位来表示。一个机械化的心产生一个机械化的世界，进而按照蚁和蜂的完全合理的社会模型来组织人类的生活。我将在唯物主义那一章讨论机械化的心在西方社会的发达。中国有幸，中国人有一半时间是属于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