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与西方文明的初次接触

然而入学校读书，对我个人究竟没有什么损害。在学校所必须学的东西，很不费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谢圣约翰大学教我讲英语。其次，圣约翰大学又教我赛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的胸肌得到锻炼，如果我那时进了别的大学，恐怕没有这机会了。这是所得的一项。至于所失，我不能不说它把我对于中文的兴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国毛笔这一项。后来直到毕业，浸淫于故都的旧学空气中，我才重新执毛笔，写汉字，读中文。得失两项相比对，我仍觉圣约翰大学对我有一特别的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由此看来，我在成年之时，完全中止读中文也许有点利益，那便是令我确信西洋生活为正当的，而故乡所存留的种种传说则为一种神秘。因此当我由海外归来，从事重新发现我的祖国的工作时，我转觉刚刚到了一个向所不知的新大陆从事探险，其中的每一事物皆似孩童在幻想国中所见的事事物物般新鲜，觉得紧张和奇趣。同时，这基本的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的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旁观的态度。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

我这对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教的，却是由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而对于我感力尤大者则为两位外国妇人，一为华医生夫人，即李寿山女士（Mrs.Harmy, then Miss.Deprey），她是我第一个英语教师，一个文雅贤淑的灵魂。其次则为毕牧师夫人（Mrs.P.W.Pitcher），即寻源书院校长的夫人，她是温静如闺秀的美国旧式妇女。完全令我倾倒的不是斯宾塞的哲学或爱伦·坡（E.A.Poe）的小说，却是这两位女士慈祥的音调。在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我易受女性感力，自是不可免的事。这两位女士所说的英语，在我听来，确是非常的美，胜于我一向所听得的本国言语。我爱这种西洋生活，在圣约翰大学的一些传教士的生活——仁爱、诚恳而真实的生活。

我与西洋生活的初次接触是在厦门。我所记得的是传教士和战舰，这两分子轮流威吓我和鼓舞我。自幼受教会学校熏陶，我自然常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一向不怀疑这两者是有关系的，直到后来才明白真相。当我是一个赤足童子时，我瞪眼看着一九〇五年美国海军在厦门操演的战舰的美丽和雄伟，只能羡慕赞叹而已。我们对外国人都心存畏惧。他们可分为三类：传教士，身着清洁无瑕、洗熨干净的白衣；醉酒的水手，在鼓浪屿沿街狂歌乱叫，常令我们起大恐慌；其三则为外国的商人，头戴白通帽，身坐四人轿，可随意足踢或拳打我们赤脚的顽童。

然而他们的铜管乐队真是悦耳可听。在鼓浪屿有一个运动场，场内绿草如茵，其美为我们所从未看过的。每有战舰入口，其铜管乐队即被邀在此场中演奏，而外国的女士和君子——我希望他们确是君子——即在场中打网球，而且喝茶和吃冰激凌，而其中国西崽20衣服之讲究洁净远胜于多数的中国人。我们街上顽童每每由穴隙窥看，心中只有佩服赞叹而已。然而我在中学时期最为惊骇的经验，就是有一天外国人在他们的俱乐部办了一个大的舞会。这是鼓浪屿闻所未闻的怪事，由此辗转相传，远近咸知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了。我们起初不相信，后来有几个人从向街的大门外亲眼偷看才能证实。我就是其中偷看者之一，其丑态怪状对我的影响实是可骇至极。这不过是对外国人惊骇怪异的开端而已，其后活动电影来了，大惊小怪陆续引起。到现在呢，我也看得厌了，准备相信这些奇怪的外国人最坏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