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的一笔“呆账”

现在我们旧话重提，再从清朝末代废除科举取士与改革教育制度谈起，由咸丰时代的学习西洋文学，出洋考察，成立“同文馆”，翻译西书，以及到了光绪初年废除各省州县的“书院”制度，成立“学堂”，和正式设立“北京大学堂”的一连串的事实开始，将近一百年来的文化输入，和“东才西学”的成绩，它在历史上究竟有些什么交替？而且一般正式从“西学东来”的前辈学人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又究竟作了哪些实际的贡献？当然啰！除了从事有关应用科学而默默无闻的建树者，值得我们予以相当的崇敬以外，其余的，实在不敢期期奉承。此所以我们在这一时代中，不及东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进步之故。固然，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将这个重任，贸然地加付在他们的头上，况且其中还有许多阻力的因素，绝非骤然可以消除的；例如历史文化旧包袱的拖累，以及新旧思想一时难以融通的差异，因此才有上一代劳而无功的结果。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意义来看，却也不能轻易地推掉中国文化人的责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