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师道

现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文化上有关“师道”的情形，使大家在观念上，能够“温故而知新”，可以得到惩前毖后的准确方向。在我们的传统历史上，师道的尊严，自三代开始，就与“君”、“亲”并行。所谓“作之君，作之亲”，同时也便要“作之师”的。

自东周以后，有孔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感召，“万世师表”的典范，和“尊师重道”的观念，便与“君道”分途而截然独立。但与“亲”道仍然是互相呼应。秦、汉以后的“传经”和重视师承的风气，虽然渐已趋向狭小而发生流弊，但这种优良传统精神的存在，依然有其特殊的价值。

魏晋南北朝之间，师道渐趋隳堕，但因新兴佛教重视师承的作风，以及政治体制上确立了王者尊师的礼仪。“师道”为尊的精神，又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到了中唐以后，韩愈写了《师说》与《原道》，为“尊师重道”和重视师儒的风气，又添了一番新的景象。由于儒、佛两家学风的影响，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撮取《礼记》和“丛林制度”的精神，新的“尊师重道”的面目，便从此确立。

如果肯读一下“四朝（宋、元、明、清）学案”和“五种遗规”等书，资料俱在，在此不必多说，因此自明、清以后，各阶层社会重视“师道”的观念，普遍流行。过去许多家庭的中堂，供奉了一个宗教式的牌位，上写“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也便由此而兴。所谓“一日从师，终身为父”。乃至尊重“一字之师”的美德，也便为大家所乐道。民间社会和宗教上“师父”的称呼，以及帝王们在朝廷上对“师傅”的恭敬，也由此而成为当然的风俗。

可是，所说的这些故实，还只是历史上的精神形式。事实上，自宋、明以后，“师道”的尊严，并非只是对学生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师生互相尊重的礼仪。固然“一日从师，终身为父”。是对学生们的教诫。但是老师对于受业的学生，亲情爱护，以及对他的学术思想乃至行为上，都须负起毕生的责任。学生对于老师，固然视之如父，但是老师对于学生，在中国礼仪的传统习惯上，向来都很谦抑，犹如兄弟的相处。所以古来称学生为“弟子”，就有弟兄的意义。老师写信给学生，除了“贤契”等文绉绉的称呼以外，有时多以“仁弟”或“老弟”相称。老师自己的具名之上，不是加上“友生”，便是“愚兄”，表示互相的尊重。

即使学生中了“状元”，作了“宰相”，而在乡的教师，始终是青毡一席，没有博得功名，终老于白屋，一旦“状元”或“宰相”的学生，衣锦回乡，仍然还是执礼甚恭，犹如在学之日。

由此影响所及，从前官场的仪注，对于门生故吏之间的感情，也如师生一样。便是由于这种学风而来。

三十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学朱铎民老先生，出任于某省厅长以后，偶然回乡，马上赶到老师坟上去拜奠一番，还为老师的家属购买了几亩田地，以供祭扫，因此大家交口称誉，传为美谈，认为他是学生的模范。现在他已年逾八十，我们有时谈到新知旧学时，真有无限的感慨。

当然！我说的这些，也许诸位同学认为是站在师长一面而言，并没有说出中国文化史上师生彼此负责的事实。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举出宋明以来历史上两三个故事，便可代表了这个观念。

至于在学理上，所有文化史的实际资料，足可作一长篇论文的充实内容，但需要诸位自己去读书寻找，让我卖个关子，以免大家太偷懒，养成依赖性。第一个故事：就是宋代忠臣文天祥被陷在元朝的时候，他的学生怕他受不了威胁利诱，特别作了一篇祭文，连带祭品偷偷地送给他。他看了一笑，带信告诉学生们放心，他绝不会不忠而投降。第二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忠臣方孝孺，不肯为明成祖的篡位写诏书，惹得成祖要杀他十族。古代最重的刑戮是灭九族，明成祖对方孝孺的灭十族，便是加上一个师族。这岂不是表示中国文化“师道”的尊严，和师生之间彼此负责任的事实吗？第三个故事：便是清代的年羹尧，相传他的禀赋非常恶劣，后来是靠一位明师教导出来而“文成武就”的。后来，他对请来教导子女的“西席”老师，也就特别恭敬、重视，优待异常。但是他在老师教书的地方，却贴了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副对子，虽然很粗鄙，但也正是对教育和师生之间的互相责任上，下了一个严谨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