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小说的兴起

纯粹以个人为主角，描写他的武技出神入化，而且有“技而进乎道矣”的造诣。而他们的行为，在个人方面，类似隐士，对国家、社会或帮助正人君子的事业，却满怀侠义，或为锄奸惩恶，或为济弱扶危，甚之，劫富济贫，也在所不惜。这是从唐人的传奇小说开始，例如《昆仑奴》、《空空儿》、《聂隐娘》等故事，便是后世武侠小说的先声。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侠义小说糅合了忠君爱国的忠义之气，把锄奸惩恶、除暴安良和劫富济贫等社会不平的心理混合为一，于是便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俞樾的《七侠五义》，以及《小五义》、《续小五义》、《正续小五义全传》。同时又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相继勃然兴起。但书中描述人物的邪和正以及人情世故的是和非，个人人品行为的善和恶，都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就如我们儿时看戏，看到红脸出场，就知道是关公一样的好人。看到白脸，就会想到和曹操一样的坏人。总之，它的终结，不外是注意正邪善恶的果报。一面藉此而宣泄人人胸中所有的不平之气，一面也以此而敦正人心，并宣扬传统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信念。至于描写武功方面，由《儿女英雄传》的真刀真枪和拳来脚往的演变，到了《七剑十三侠》，便变为白光一道，飞剑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境界。看了真使人有神乎其技之感，叹为观止。但也显见小说家笔底的“武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逐渐进入玄妙而神奇的想象意境。倘使从另一角度来看，则正好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东方“止戈为武”，与西方的“尚武好斗”的风气，都从原始技击和刀兵的运用，而进入神奇的要求。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为本，所以便发展为枪炮机械。中国文化是以人文本位和个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便把技击进入以气驭剑，或心剑合一的幻想境界。清末“义和拳”的误国事件，虽然说是清朝宫室上下无知所造成，然而平时深植人心的剑仙侠客与《施公案》、《彭公案》等的小说故事，实在也是造成这种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只不过士大夫者流的知识分子，讳不自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