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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讲,自汉文帝、景帝以后,“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渐奠定基础。而汉武帝时代选举制度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品德。所谓“贤、良、方、正”之士的选拔,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养为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后,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历代帝王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训和准绳。然而“孝道”是宗法社会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标准,它有时与国家观念或忠君思想,不能两全其美。唐代以后,为求“忠孝”思想的统一,便将《孝经》和“大孝于天下”的精神调和贯串,而产生过去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定训。
“以孝道治天下”绝对没有错,而且“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在近代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孝道”却在历史政治上出现了正反两次的巨变。这正如庄子所说,一般人为了提防扒手与偷窃,一定把东西封锁起来,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识。但是大盗们来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柜子,而唯恐你封锁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难料的变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复,如果不好学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学的堂奥,岂能深切了解一种文化思想的利弊。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相信清兵入关,只以三部书就统治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只要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去,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作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义;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试想:人人都须作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举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文化大革命中,实施文化思想的大革命,对固有传统文化,做一番彻底的挖掘工作。于是“孝道”思想和宗法社会的氏族观念,就成为最大的敌人。出现了子弟清算父兄,红卫兵清算家庭和杀戮功臣遗老等事件。这便是近代三百年来“孝道”思想邪门的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