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我在大和旅馆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也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十二三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七楼七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相当于师）统制张彪建做游艺场用的房子。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这位在清朝丢了脸的“名将”，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价租用他的别墅之后，每天清晨都带来一把扫帚，自动在张园里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了天津。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也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并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也离开了我，到威海卫去当他的专员，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他就到英国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的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着钩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以复原还宫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日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向每个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但是，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成他的对手了。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说一说把我弄到天津来的罗振玉。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的支援时，他跟他们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接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在日本住到一九一九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用假古董骗一种日本人，一边又和另一种日本人拉拉扯扯，继续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也居然受之无愧。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罗、王两家后来成了儿女亲家，按说两人又是老友又是近亲，王国维的债务总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王国维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还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王国维在一个什么事情上没有满足罗振玉的要求，罗振玉又向他追起债来，继而又以要休退王的女儿（罗的儿媳妇）为要挟，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走投无路，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了昆明湖里自杀了。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两千元……”罗振玉于是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又在一篇祭文里更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但是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个假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钩心斗角的几个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办法之一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肯下工夫又肯花钱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就这样被郑孝胥探知，于是在某些遗老中就传开了。这事的真相当时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赐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件事传出去也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把这件事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那么工整，显然不是他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能找到代缮绝命书的人，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发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逆其心事的题目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头两次在我出宫和进日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 [13] ，这个当时“黯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都是成不了气候的。那篇祭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对罗振玉本人的文章，一直没有弄清底细，对他的道德，却逐渐发生了怀疑。早在北京日本使馆的时候，他曾主张把故宫的古物弄到东交民巷一个外国仓库里，筹设什么和外国人合办的博物馆，就有人背后和我说他存心不良，一贯骗人，我没有相信。到天津之后，我发现张园并没有像他说的已经收拾好，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快了。以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屡次含含蓄蓄地说他善于招摇，言过其实，他和日本方面的关系，未必尽如其言。每逢罗振玉提出出洋计划，陈、胡等人必有一番驳辩，不是说罗振玉的办法冒险，就是说罗振玉虚构、夸大日本人的支持。我处在这种的争吵中，对罗振玉又想利用他为我活动复辟，又怀疑他靠不住。对陈宝琛这一派则是又相信他们对我的忠诚，又觉得他们不免太胆小，暮气沉沉。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不出洋的问题。当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日本租界，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和我作对的时候，罗振玉这一伙人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齐正，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因为一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样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反而更刺激了社会舆论，弄不好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了。这时陈宝琛完全成了还宫派，认为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能让我回到紫禁城，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所抱的希望，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倘若出洋不成反而会引起危险，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对罗振玉的主张又犯了犹疑。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的希望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又转而和吴佩孚联合了，张、冯终于发生了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瑞逃走了，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不仅有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的内阁总理杜锡珪去活动，在外面的康有为也致电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人，呼吁恢复优待条件。康有为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历数清朝的功德，什么“康熙三十六年定国税后永不加重”，“历朝百战力征……三百万方里之地归于中国”，以及遗老们一向恃之为理的“中华之为民国，以清朝让之，非民国自得之也”等等之后，请吴佩孚乘机复辟，并说张作霖等人都没问题，外交方面也有同心，甚至“国民党人私下亦无不以复辟为然”，“全国士大夫谈无不疑民国而主复辟”，因此“今但待决于明公矣”！
但是，这时已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虽然北方各系军人忽然又合作了，张作霖又被公推为安国军总司令了，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第二年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情管什么优待条件？陈宝琛没有活动出什么结果，吴佩孚给康有为的回信则说他的来信所云“金石不渝，曲高无和必矣”。过了一年，康有为抱着未遂之志死在青岛了。
还宫希望破灭了，陈宝琛这一伙泄了气，罗振玉这边又活跃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当我正因北伐军的迫近而陷入忧虑之际，溥伟派人从旅顺给我送来奏折，并致罗振玉一信，说他已和日方官绅洽好，希望我迁到旅顺去住，“先离危险，再图远大”，“东巡西幸亦必先有定居”。我对罗振玉，因为关于他的闲话听得多了，已经对这个人有些不放心，不过我对溥伟的印象颇好。到天津不久，溥伟从旅顺跑来给我请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恭亲王”。他向我说过一句很令我感动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我后来看了他的劝我到旅顺的信，有些动心，因为他通过了罗振玉来劝我，所以我对罗的怀疑也消除不少。后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北方军队全线动摇，罗振玉更向我宣传革命军全是“洪水猛兽”，“杀人放火”，倘若落在他们手里，绝无活路，说得我非常相信。但是，罗振玉这次还是胜不过陈宝琛，陈宝琛劝我静观变化，因为他们从北京的日本使馆方面得到的消息并不那么悲观。果然，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的清党消息来了，蒋介石成批地屠杀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共产党人了，在这前后时间里，连二接三地传来了英国军舰炮轰南京，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南方军队北上的消息。这些消息让我相信了陈宝琛这伙人的稳健，觉得事情的确不像罗振玉这伙人说得那么严重。蒋介石既然和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一样地怕洋人，我住在外国租界，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保险吗？
“还宫”和“出洋”这两派人的最后目的，其实并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复辟的。陈宝琛这一伙人在“还宫”希望破灭之后，重弹起“遵时养晦”的老调，主张采取“一动不如一静，静待观变”的政策，但是他们在“联日”方面，也并非反对罗振玉这伙人的主张。例如，一位“南书房行走”叫温肃的遗老（张勋复辟做过十二天的都察院副都御史），他上奏说，“陈宝琛有旷世之才，与芳泽甚密”，“行在”设在天津，可由陈与芳泽就近联系，“密商协助饷械，规定利权”，以“厚结外援，暗树势力”，“津京地近，往返可无痕迹”。有一个比温肃更讨厌罗振玉的张琨（前清的顺天文安县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他对于出洋之所以不太支持，原因不过如此：“出洋如为避祸，以俟复辟转圜则可，若再以彼道义之门、治平之范，弃其学而学焉，则大不可也。”可见他也并不完全反对罗振玉的出洋理由。甚至陈宝琛也曾一度让步说，倘若非要出洋不可，只望我选可靠的扈从人员。原来问题的真正焦点，还是在反对罗振玉这个人上。现在我能记得起的最坚决反对出洋的遗老，只有在张勋复辟时当过邮传部侍郎的陈毅，他说过“日本唯利是图，不会仗义协助复辟”的话，他认为复辟只能放在“遗臣遗民”身上，在他的“遗臣遗民”里，是要把罗振玉剔除出去的。
两伙人既然不是什么主张、办法上的争执，而是人与人的争执，因此在正面的公开的条陈议论之外，暗地钩心斗角更为激烈。在这方面，罗振玉尽管花样更多，结果也仍是个失败者。
有一天，罗振玉得到我的召见，到我的小召见室里来了。他拿着一个长长的包包，对我说：
“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
“你说的什么呀？”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只见他慢慢腾腾地打那个包包，就像个老太监洗脸梳头似的那么不着急。包包里面是一副对联，他不慌不忙地把它展开，还没展完，我就认出了，这是我写给陈宝琛的。
“还求皇上开恩，臣在小市上发现的，宸翰御墨之失，或非陈太傅故意的过失，但总算万幸，被臣请回来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罗振玉这些人一贯收买敌对者的仆役，干些卑鄙的勾当，我只想到陈宝琛居然对“皇上”的“恩赐”是这样不尊敬，居然使我的御笔摆到小市的地摊上！我心中恼火得很，一时烦躁之至，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好挥挥手，叫罗振玉赶快走开。
这时，陈宝琛到北京去了，这件事叫胡嗣瑗知道了。他坚持说，这绝不是陈宝琛的过失，他也不相信是陈家的仆人拿到小市上去的，但陈家仆人为了钱拿出去倒是可能。至于不卖给小市又卖给谁？为什么会到了罗振玉手里？他却又不说出来。在我追问之下，他只说了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的故事。
“嘉庆朝大学士松筠，皇上必能知道，是位忠臣。松筠的故事，皇上愿意听，臣就讲一讲。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要御驾巡幸出关，大学士松筠知道了，心中不安，一则仁宗圣躬违和，如何能经这番奔波？另则和珅虽然伏诛，君侧依然未净，只怕仁宗此去不吉。松筠心中有话不能向上头明说。只好在奏折上委婉其词，托词夜观天象，不宜出巡。仁宗阅奏大怒，下谕一道，说自古以孝治天下，朕出关祭祀祖宗，岂有不吉之理？因此松筠夺官，派往禁卫军充打扫之职。仁宗后来果然在热河行宫龙驭上宾，宣宗（道光）即位还朝，看见了打扫宫门的松筠，想起了松筠进谏大行皇帝的那些话，明白了话中的含义，知道这才是忠心耿耿的重臣，立即官复原职……”
说到这里，胡嗣瑗停住了。我着急地问：
“你说的什么呀？这跟陈宝琛有什么关系？”
“臣说的是陈宝琛，跟松筠一样，有话不好明说。”
“那么，我是仁宗还是宣宗？”
“不，不……”胡嗣瑗吓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我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干脆人，别也学那种转弯抹角的，干脆说吧！”
“嗻，臣说的陈宝琛，正是忠心耿耿，只不过他对上头进谏，一向是迂回的，皇上天禀聪明，自然是能体谅到的。”
“行啦，我知道陈师傅是什么人。”
我虽然还不明白松筠故事的含义，我也乐意听胡嗣瑗说陈师傅的好话，至少这可以除去那副对联所引起我心里的不舒服，但愿它真是贼偷去的就好了。
罗振玉经过一连串的失败，特别是在后面将要讲到的另外一件事上，更大大失掉我的信任，他终于在一九二八年末搬到旅顺另觅途径去了。
这里暂且不叙遗老们之间的争斗，先谈一谈使我留津而不想出洋的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对军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