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领事馆、司令部、黑龙会
敬陈管见，条列于后：
……对日本宜暗中联合而外称拒绝也。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和协，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今其势日渐紧张，关东因此以图存，日人亦无策善后，此田中之所以屡示善意也。我
皇上无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复？机难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后悔莫追。故对日本只有联合之诚，万无拒绝之理。所难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关东之心。若今关东之人，疑我合日谋彼，则以后欲由东三省拥戴，势有所难。此意不妨与日本当机要人明言之，将来皇上复位，日本于三省取得之权，尚须让步方易办理……
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折中的一段。这段话代表了张园里多数人的想法，也是我经过多年的活动后，日益信服的一项结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自从进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关怀”以来，就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这种信赖，在日本公使馆里继续发展着，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请我参观一次日本侨民小学。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我欢呼万岁。这个场面使我热泪盈眶，感叹不已。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租界上的各国驻军组织了联军，声言要对付敢于走近租界的国民军的时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有一天特意来到张园，向我报告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我听了，大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佐们必定到我这里来祝贺。到了日本“天长节”，也要约我去参观阅兵典礼。记得有一次“天长节”阅兵，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邀请了日租界不少高级寓公，如曹汝霖、靳云鹏等人都去了。我到场时，植田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行致敬礼。当阅兵完毕，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凑在一起，随着日本人同声高呼“天皇万岁”。
在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时我认为最难得的，是日军司令部每周有一位佐级参谋来给我讲演时事，多年来从不间断，无论是谁都是十分认真，有时还带来专门绘制的图表等物。
第一个来讲的大概是名叫河边的参谋，他调走之后继续来讲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后来在伪满当我的“御用挂”的吉冈安直。这个人在伪满与我相处十年，从中佐逐步升到中将。后面我要用专门的一节谈他。
日军参谋讲演的时事，主要是讲解内战形势，在讲解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分析：“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由此谈到日本的天皇制的优越性，谈到中国的“民心”唯有“宣统帝”才能收拾。中国军队的腐败无力是不可或缺的话题，自然也要用日本皇军作对比。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吉冈安直至少用了一个小时来向我描述蒋介石军队的惨状。济南日军司令布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给我拿来的。这些讲演加上历次检阅日军时获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军队的强大，深信日本军人对我的支持，我的复辟乃是“得道多助”的事业。
有一次，我到白河边上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舰。不知兵舰舰长怎么知道的，突然亲自来到岸上，尊敬地邀请我到他的船上参观。到了船上，日本海军士兵列队向我致敬。这次由于仓促间双方都没有准备翻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儿。这条军舰舰名“藤”，舰长姓蒲田。我回来之后，应他的请求送了他一张签字照片，他表示这是他的极大的荣幸。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对我存在尊敬。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不用说了。
起初，“日本人”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一个整体的，这当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的以及和罗振玉、升允来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们看成整体，是因为他们同样地“保护”我，把我当做一个“皇帝”来看待，同样地鄙夷民国，称颂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时候，他们都同样地表示愿意赞助。一九二七年，我由于害怕北伐军的逼近，相信了罗振玉的劝说，决定赴日。经过日本总领事的接洽，日总领事馆向国内请示，田中内阁表示了欢迎，并决定按对待君主之礼来接待我，据罗振玉从天津日军司令部听到的消息，日军部方面已准备用军队保护我启程。后来由于形势的缓和，也由于陈宝琛、郑孝胥的联合劝阻，未能成行，但是我从日本军政方面的一致态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统一的整体，不像中国当局那样各自为政。但是，这种统一的整体的印象没有保持多久。后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类的口号消失了，我逐渐发现，尽管日本人的“尊敬”“保护”还是未变，但是在我出洋之类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有了不同。这种不同甚至达到令我惊奇与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罗振玉又向我劝说，“虽然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究竟是鱼龙混杂，据日本司令部说，革命党（这是一直保留在张园里的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笼统称呼）的便衣（这是对于秘密工作者的称呼，而且按他们解释，这都是带有武器的）混进来了不少，圣驾的安全，颇为可虑，依臣所见，仍以暂行东幸为宜，不妨先到旅顺，恭亲王在那边有了妥善筹备，日本军方也愿协助，担当护驾之责。”这时我正被“革命党便衣”的谣言弄得惶惶不安，听了罗振玉的话，特别是溥伟又写来了信，我于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决心。我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立刻命令郑孝胥去给我找日本总领事，我要亲自和他见面谈谈。
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我：“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的一名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又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以及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情报，也有他供给的，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
“陛下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避暑去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署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来：
“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说，现在有许多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现在革命党便衣来了不少，总领事署一定也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造谣言，奇怪他何以不重视这样的消息。我曾请他的警署增派警卫，警署也派来了，他却又说那是谣言。我实在忍不住地说：
“司令部方面也有这样的情报，这怎么会是谣言？”
加藤听了这话，没吭气，那两位副领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英文，只见他们在沙发上像坐不稳似的蠕动了一阵儿。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加藤最后说，“当然，到旅顺的问题，我将遵命去请示敝国政府。”
这次的谈话，使我第一次觉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和司令部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我感觉到奇怪，也感觉到很气人。我把罗振玉、谢介石叫来，再问了一遍。他们肯定说，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岩田等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些日本人都是黑龙会的人物，我从谢介石这里知道，日本军官里有不少黑龙会人物，日本军队的情报特务工作，总离不开黑龙会的骨干。他并且说：
“司令部的情报是极其可靠的。关于革命党的一举一动，向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说，要有万一的准备，即使暗杀是一句谣言，也要防备。”
这次谈话之后，跟着是我岳父荣源向我报告说，他外边的朋友告诉他，英法租界已经发现了冯玉祥派来的便衣刺客，中国地界的南市一带更多。甚至连我的“随侍”祁继忠也报告说，他出门的时候，发现大门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伸头向园子里张望。我听了，赶忙又把管庶务的佟济煦和管护军的索玉山都叫来，叫他们告知日警，加紧门禁，嘱咐护军留神门外闲人（这时我雇佣着十多名“护军”，都有手枪，这倒真是些便衣武装）。这时，一个“随侍”报告说，晚上还有人很晚回来，没有遵守我曾三令五申过的不准夜间外出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给佟济煦记大过一次，对私自外出的“护军”，罚扣几个月的饷银（这时张园里的管束“底下人”的办法，根据师傅们的谏劝和佟济煦的恳求，已经取消了鞭笞，改为轻者罚跪，重者罚扣饷银。为了管束，我还亲订了一套“守则”和“纪律”）。
总领事的答复还没有来，我的神经绷得正紧的时候，这天晚上，我的后街窗外突然响起了很近的枪声。我从床铺一下子跳了起来，认为是冯玉祥的便衣开始向张园袭击了。张园里的人全惊动了，“护军”们布置到各处，大门站岗的日本巡捕（华人）加强了戒备，驻园的日本警察到园外进行了搜索。结果，真的抓到了放枪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放枪的却是个日本人，就是罗振玉和谢介石说过的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不可缺少的黑龙会会员，也是他们所认识的日本浪人岩田。
这个给前台罗振玉的演出做“效果”的后台职员，显然很不称职，竟然被唱对台戏的领事馆给当场拆穿，免不了要受导演的处分。至于两台戏的后台老板如何私下了结，则更非我所能知。只是后来听领事馆的人向我说“那是岩田打鸟”，而轻轻一笔带过。因此，我当时也没有看透这场戏的底细。
我当时立刻发现的问题，只是罗振玉的不可靠。所以在郑孝胥和陈宝琛再一次联合劝告下，虽然后来加藤说了东京方面勉强的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可以保护，唯接待礼节上从简。”我也不想去了。
然而我对日本人的“整体”看法更动摇了。这时郑孝胥提醒我的一件发生在两年前的事，特别让我感到难于理解日本人彼此间的关系，不明白他们在闹什么纠纷。郑孝胥是这样说的：“罗振玉不善择交，轻信那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前年的那个佃信夫，也是个黑龙会的。”
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冬发生的事。罗振玉对我说，日本朝野对于我这次被迫出宫和避难，都非常同情，日本许多权势人物，连军部在内，都在筹划赞助我复辟，现在派来了他们的代表佃信夫，要亲自和我谈一谈。他劝我这个机会决不可失，应当立刻召见这位人物。佃信夫是个什么人，我原先并非毫无所闻，内务府堂郎钟凯认识他，说他在辛亥之后，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进，和家室王公颇有些交情。罗振玉的消息打动了我，不过我觉得日本总领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护人，理应找他来一同谈谈，于是把有田八郎总领事请来了。谁知那位佃信夫一看到了有田入场，立刻停了嘴，倖悻然起身告辞，弄得在座的陈宝琛、郑孝胥等人都十分惊愕。后来郑孝胥去责问他何以敢如此在“圣前非礼”，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请来，这不是成心不想听我的吗？”这件往事经郑孝胥的重提，我才知道那位权势人物的代表也是黑龙会的人物，而且还是骨干分子。
陈宝琛曾对我讲过，不管黑龙会也罢，还是什么权势人物也罢，都是些在野的势力，说话全可以不负责任，因此，除了日本公使和领事馆以外，谁的话也别信。
“那么，日本军部呢？罗振玉说过，权势人物主要的是日本军部，而黑龙会和军部的关系是很紧密的。罗振玉的黑龙会朋友，还是驻屯军司令部的人哩！”
“罗振玉的话，不一定全可靠。”郑孝胥说。
然而这一次郑孝胥却说错了，罗振玉的话，在这一点上并没胡说。我的英文翻译的一段经历，证实了罗振玉的话确是有所根据，而日本司令部方面在这类问题上与领事馆采取不同的具体态度，以及黑龙会与司令部方面的关系，也都由此进一步地暴露了出来。
这是过了不少日子那位翻译才告诉我的。感谢这位朋友，今天他又为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而且把过去不能告诉我的也告诉了我。
那天我和加藤谈过话以后，翻译员正准备离园回家，聚在楼下的荣源、罗振玉和谢介石三人拦住了他，打听楼上会谈的结果。翻译员这次接到这件从来没有过的任务（用英文给日本人当翻译），本来已觉得很奇怪，当他应命到达张园的时候，先就碰见了荣源等人，嘱咐他谈完之后告诉一下会谈情形（这按说也是不准的）。翻译员当时不安地回答：“我不过是个陪坐的罢了，白井副领事是会用中国话翻译的。”荣源说：“上头说了，让您用英文翻。”“何必用英文呢。幼安先生（谢介石字）不是在这儿吗？用日文翻译不是更好吗？”谢介石哼了一声说：“我才不跟他们说话哩！”罗振玉这时忙插嘴说：“上头是怕别人传话不切实。还是请您下来的时候透透信吧。”翻译员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不便拒绝，又不想遵命，心里打定主意，翻译完了还是溜走忙自己的事去。谁知还没走出大楼，就又给这三位拦住了。这位年轻人觉得脸上也磨不开，又觉得所谈的事情似乎很简单，就简单地告诉他们了。
这三位听完那结果，还是不放他走，再三向他叮问，等到确实知道了加藤说的仍然不过那几句话之后，三个人激动起来了。荣源骂了一句：“领事官都是些不阴不阳的东西，向来没有痛快过！”谢介石冷笑道：“我早知道他们要捣乱，找了他们就不会有好事，他们嘴里说得出什么好话来？你瞧，真事都成了造谣！”罗振玉捋着胡子，顿足叹息：“是何居心！是何居心！”
翻译员看得不耐烦，告辞要走，罗振玉立刻拦着说：“您别走，跟我们一起走走，耽误您一会儿，回头送您回家。”说着，那两位也站起来说：“对，一块儿去，当面把这事情告诉他！”说着，就不由分说，带着翻译员往外走。翻译员跟在他们后面，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和荣源是近亲，悄悄问他：“上哪儿去？”荣源激情未消地说：“咱们上三爷公馆去！”不等他问下去，已经走到汽车跟前，那两位把他拥了进去，车就开了。
汽车走了不太久，在离日本花园不远的地方，一个路南的绿油大门前停下了。一直到此为止，这位翻译员还以为去的地方是荣源荣三爷的公馆，因为他听荣源的一个“看烟”（专伺候抽大烟的）太监说过，“三爷在外边还另有公馆呢！”他也听说荣源在日租界有座小楼，住着一个广东籍的“外家”，国民饭店里有个房间，包着一个“暗门子”（暗娼），这些地方也是荣源和银行界、金店业给张园办抵押、谈交易的地方，盐业银行的岳乾斋经理，在北京领业源开红货铺子的张德甫，都提过这些地方，只是没有人说过日本花园附近的这个绿大门。翻译觉得他这位风流亲戚对他公开了自己的秘密香艳窝，这回可有了开玩笑的资料，谁知一进大门，就知道不对了。
罗振玉上前按铃后，一个号房式人物应声打开了半扇门，显然罗振玉是熟客，号房倒身让过他们，随即关上门，钻进号房去了。罗振玉带头，几个人绕过影壁，面前展开的一个颇大的院子，院子里正有二三十个穿日本军衣的人持枪练劈刺。奇怪的不仅如此，而是这群人看见了客人，忽然在一声号令下，全跑进一道月亮门里去了。更奇怪的是，翻译员从一阵人声中，听出了这些穿日本军装的是说着中国话的。
这当然不是荣三爷的公馆了。
院子北边是一座楼房，罗振玉带着他们绕过了陈列着盛开的夹竹桃的正门，从大楼侧门进去，里面是一条光线不太足的甬道。一个楼梯旁，摆着硬木八仙桌和几把硬木椅子，坐着几个彪形大汉，桌子堆着笔墨、算盘和一些蓝布皮的旧式账簿。罗振玉过去和其中的一个嘀咕了几句，这时不知从哪里走过一个穿长衫的茶房式人物，领着他们上了楼梯，经过一条光线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让进了一间狭长的屋子。屋里陈设颇像一个中等旅店房间，一长床，一个梳妆台，一把梳妆椅。比旅馆多的是床上有个盛鸦片烟具用的那种带镜子的红漆盘，还有抽大烟用的一对大圆枕头。荣源进了屋，一歪身倒在床上，点上他的埃及纸烟，罗振玉坐他的对面，谢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来，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地方。翻译员很留心地听他们谈话，渐渐听出来，他们不久前在这地方见过一个刚从日本来的人，这个人是个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头山满的得力骨干，罗振玉他们就是根据这个人物的谈话，确信了日本人要把“宣统帝”送到旅顺，为满蒙方面的某种举动作准备。当然，这次举动在张园的人听来，就是复辟。罗振玉这些人认为必须把加藤对我去旅顺问题的不同回答，告诉那个人，为了让那人亲自听听第一手的消息，所以特意把翻译员带了来。至于这位人物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他们都绝口不提。
那天的天气非常热，翻译员很想到卫生间洗一把脸，而这间狭长的屋子既没有茶，也没有水。后来他打听厕所在哪里，谢介石告诉他在楼下某个地方。他下楼去了。谁知又发现了一个不解的现象：原在楼梯的那几个大汉，连同桌椅、账本，等等，全不见了。
翻译员越发觉得蹊跷，心中不安起来。他本来是专门给我担任对各欧美国家驻津领事馆和兵营方面的翻译的，日本人很不愿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觉出他们对他的戒心，如今他来到这个会见东京来人的地方，并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请，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楼上。这时只见罗振玉等人垂头丧气地告诉他：那位人物不来了，咱走吧！
翻译员如释重负，跟着走出大门（一路上除了那个号房式人物，谁也没碰上）。罗振玉要用汽车送他，他也不坐了，赶忙雇了洋车回自己的家。
过了不久，我要给离任回国的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送一份礼物，顺手抓了在跟前的这位翻译，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国话很好，中国风俗习惯也很熟悉。因为他长的很像“群英会”上的蒋干，所以我这位爱看戏的翻译员背后就叫他“蒋干”。他回忆这段经过说：
“我到了‘蒋干’那里，说了没几句，突然进来了一个矮胖子，气冲斗牛地对吉田嚷了起来，像要打架似的。他们的日本话里，似乎屡次说到荣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凶，‘蒋干’却笑嘻嘻的，像听了什么笑话。那胖子足吵了一个小时才走。我就问‘蒋干’，荣源是不是惹了他？‘蒋干’说：‘荣源真是个色鬼，昨晚上不知怎么弄的，三爷公馆叫人，弄错了，把大熊的女人叫了去，荣源见了就不饶，哈哈！’
“这段话，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三爷公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不敢问‘蒋干’，我办完了事，把礼物交待清楚，离了他的地方，决心再到那个三爷公馆那外面看看。我到了日本花园附近，果然找到了那个绿大门。走到跟前一细看，原来门角上钉着一个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面明白地写着四个墨笔字：‘三野公馆’。原来这是跟荣源很熟的那个三野友吉的公馆！”
这段经历，是我决定不去旅顺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当时我听了，对日本人这种相互不协调，感到了气愤，觉得日本人真是不统一，但也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三野友吉这人我是认识的，他是司令部的一个尉级参谋，常作为司令官的随从到张园来祝寿、贺年和做客。我觉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边人和司令部的下边人有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却没有去想：这个尉官何以能拥有一座“公馆”？而罗、荣、谢等人竟是这种奇怪的公馆的常客，这又是件什么事？
翻译员后来还有一段经历，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他曾经向荣源探问过三野公馆的事：
“你在三野公馆惹了大熊的女人，‘蒋干’告诉我了！你是怎么惹的她？”
“你也知道？”荣源躺在大烟榻上，兴高采烈地聊起了他怎样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绊儿怎么给挣断……说得兴头很足。我这位翻译看出机会来了，就乘他的兴头问道：
“三野公馆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
“你别急，也许将来有机会带你去开眼。”
“得啦，要是你三爷的乌龙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怎么是我的乌龙院？”
“不是你三爷的公馆吗？”
“你别胡嚷啦，那是三野友吉的公馆！”
“三野不过一个小参谋，干吗要那么大的一座公馆？”
“唔，你既然不知道，”荣源警惕起来，抽了几口烟才说，“我也不便往下说，以后有机会咱再谈。”
以后，他再也没说。
这位翻译员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宴会上，借了一个题目和白井康谈天，一下子扯到那个三野公馆，说他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就在上次见过面之后。白井康听了他的话，非常诧异地看了他几眼，一言未答。他心中很懊丧，以后总躲着这个白井康。可是在又一次宴会上，白井康主动地找他攀谈。也不记得是借了个什么题目，忽然扯出了这么一句：“那个三野公馆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起来，白井康所充当的这种角色，一定很没滋味。上次园后放枪事件发生后，告诉张园“那是岩田打鸟”的，也是由他扮演的。
自然，后来我终于渐渐明白了，在司令部和领事馆的互相遮盖之下的钩心斗角，其激烈与错综复杂，是不下于我身边“遗老”中间所发生的。我也弄明白了许多“并行活动”，现象并非全是偶然巧合，比如：司令部派了参谋每周给我演讲，领事馆就介绍了远山猛雄做皇室教师；领事馆每次邀请我必同时请郑孝胥，司令部的邀请中就少不了罗振玉；领事馆在张园派驻了日本警官，而司令部就有专设的三野公馆为荣源、罗振玉、谢介石等预备了女人、鸦片，等等。
至于黑龙会，我知道得最晚，还是郑孝胥告诉我的。这个日本最大的浪人团体，前身名为“玄洋社”，成立于中法战争之后，是日本浪人平冈浩太郎创立的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早的特务组织，最初在福州、芝罘、上海都有机关，以领事馆、学校、照相馆等为掩护，如上海的“东洋学校”和后来的“同文书院”都是。“黑龙会”这个名字出现得比组织的诞生要晚，是在一九〇一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超越黑龙江”，换言之，也就是要做一个与帝俄争夺满蒙殖民地的开路先锋。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团体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间谍工作，在《对马》这部小说里是有过描写的。传说在那时黑龙会会员已达几十万名，拥有巨大的活动资金。头山满是黑龙会最出名的领袖，在他的指挥下，他的党羽深入到中国的各阶层。从清末的王公大臣如升允之流的身边，到贩夫走卒如张园的“随侍”中间，无一处没有他们在进行着远虑深谋的工作。日本许多著名的人物，如土肥原、广田、平沼、有田、香月等人都是头山满的门生。郑孝胥说头山满是个佛教徒，有一把银色长须，面容“慈祥”，平生最爱玫瑰花，终年不愿离开他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教徒，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
郑孝胥能认识到黑龙会和日本军部系统的力量，是应该把它归功于罗振玉的。郑、罗、陈三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罗振玉认为军部人物以及黑龙会人物的话全是可靠的（他对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信任，也一半是出于谢、多二人和黑龙会有关系），陈宝琛则认为除了代表日本政府的总领事馆以外，别的日本人的话全别相信。郑孝胥公开附和着陈宝琛，以反对罗振玉，心里起初也对司令部和黑龙会存着怀疑，但他逐渐地透过罗振玉的吹嘘和黑龙会的胡作非为，看出了东京方面某种势力的动向，看出了日本当局的实在意图，最终看出了这是他可以仗恃的力量。因此，他后来决定暂时放下寄托希望于各国共管上的计划，而束装东行；到日本直接寻找一下黑龙会和日本参谋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