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随便而又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这里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上街逛逛都没有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为复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逢年过节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到这里来给我叩拜。虽然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就等于“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钟义、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栻、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们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都坐在楼外西边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这排平房里还有一间给请求“觐见”的预备的屋子，供他们坐候传唤。曾经在这间屋里坐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除了武人，还有政客，除了“遗老”，还有各式“时新”人物，除了骚人墨客，还有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琦，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髙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就驻在与这排房相对的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当我外出，这里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得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主要是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此外，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单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垧。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这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工夫偷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这时还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我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 [18] 。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 [19] ，但是最大宗的开
支——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不在此数。这类的开支，可能一笔就超过北京天津两地的经常月支的几倍。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这也没有包括大项的，比如汽车、钻石之类的项目。这种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为在这十里洋场上见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她于是又买，而且花的钱必须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了，又是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绣八百元，后来财政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是没有限制了。
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很快恢复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张园里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索性不给了。郑孝胥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记里曾有这一段话：“行在有三人皆自甘报效者：张彪不受房租，王九成愿供来米粮及牛羊豖肉（其实没办到），郑孝胥求逐日进讲《通鉴纪事本末》，此亦张园之掌故也。”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林，不要小看它仅卖个几分钱，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暂且不说日本人，即使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各个欧美国家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官，以后他们又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那些总领事，我和意大利国王、挪威国王都互赠过照片。
我看了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应许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地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k）的俱乐部，是只准许有钱的外国人进去的豪华的游乐场所 [20] ，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例外。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上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或三条德国猎犬和同样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 [21]
这也是我早年在紫禁城里渴望的自由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曾引起过陈宝琛、胡嗣瑗这派的遗老不少的议论。
他们从来没反对我花钱去买东西，也没反对我和外国人来往，但是当我到中原公司去理发，或者偶尔去看一次戏，或者穿着西服到外国兵营去做客时，他们就认为大失帝王威仪，非来一番苦谏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屡谏不改，上了自劾的请求告退的奏折：
奏为微臣积年溺职，致圣德不彰，恐惧自陈，仰恳恩准即予罢斥事。窃臣粗知廉耻，本乏才能，国变以还，宦情都尽，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功德深入人心，又伏闻皇上天禀聪明，同符圣祖，虽贼臣幸窃成柄，必当有兴复之一时。辄谬与诸遗臣密图大计，丁巳垂成旋败，良由策划多歧。十年来事势日非，臣等不能不尸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皇上圣不虚生，龙潜成德也。洎乘舆出狩，奔向北来，猥荷录其狂愚，置之密勿，时遭多难，义不敢辞。受事迄今，愆尤山积，或劾其才力竭蹶矣，或斥其妒贤嫉能，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诋其贪糜厚禄矣。经臣再三求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屡予优容，不允所请。臣即万分不肖，具有天良，清夜扪心，能勿感悚……前者臣以翠华俯临剧场，外议颇形轻侮，言之不觉垂涕。曾蒙褒赉有加，奉谕嗣后事无大小，均望随时规益，等因，钦此！仰见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遗，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图匡护。讵近来商场酒肆又传不时游幸，罗振玉且扬言众中，谓有人亲见上至中原公司理发，并购求玩具，动费千数百金等语。道路流传，颇乖物听。论者因疑左右但知容悦，竟无一效忠骨鲠之臣。臣既未能执奏于事前，更不获弁明于事后，则臣之溺职者又一也……是臣溺职辜恩，已属百喙难解，诚如亮言，宜责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复䩄颜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圣功，下何以开贤路？长此因循坐误，更何以偷息于人间？如鲠在喉，徬徨无已，惟有披沥愚悃，恳恩开去管理驻津办事处一差，即行简用勤能知大体人员，克日接管其事，则宗社幸甚！微臣幸甚……
胡嗣瑗说的，“俯临剧场”，是指我和婉容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也去了，看见了我，回来之后就大惊小怪地向我苦谏一番，并且闹着要辞职。这件事的结局，是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两件狐皮筒子赏他，再次表示我的决心，他才又转嗔为喜，称赞我是从谏如流的“英主”，于是双方满意，了事大吉。这次由中原公司理发引起的辞职，也是叫我用类似办法解决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过二十整寿生日的时候，我岳父荣源要请一洋乐队来演奏，“遗老”丁仁长闻讯赶忙进谏，说“洋乐之声，内有哀音”，万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听。结果是罢用洋乐，丁仁长得到我的二百块大洋的赏赐。以物质奖赏上谏，大概就是由这次开的头。
从此以后，直到我进了监狱，我也真的一直没有在外面看过戏，理过发。我遵从了胡嗣瑗的意见，并非是怕他再闹，而确实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戏园子看戏当做失身份的事。有一个例子可证明我的“进步”。后来有一次，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见面，我因为在报上看见他和梅兰芳的合照，便认为他失了身份，为了表示我的不屑，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没和他见面。
陈宝琛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陈毅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他们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对这些老头子特别发生信赖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守旧，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确实离不开他们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还不断地来张园，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我“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复辟。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足可以了，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和徐良不对劲的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后来郑孝胥还主张“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以定之”。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后来徐良为此声言要和陈、郑等人老拳相见，也无济于事了。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
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嫉（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文绣：吊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
文绣从小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岁，开始了“宫妃”生活，因此，“君权”和“夫权”的观念，无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种环境中敢于提出离婚，不能说这不是需要双重勇敢的行为。她破除万难，实现了离婚的要求，离婚之后，受到的压力仍然不少。有人说，她提出离婚是受家里人的教唆，是为了贪图一笔可观的赡养费。事实上，她家里的人给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见得比外来的少，她拿到的五万元赡养费，经过律师、中间人以及家里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了好多。她精神上受的，也许比这方面损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发出讥讽、辱骂声的人们中间，也没有少了觊觎那笔赡养费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给他妹妹，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家受清帝恩达二百余年，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汝随侍逊帝，身披绫罗，口餍鱼肉，使用仆妇，工资由账房开支，购买物品由账房开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费，试问汝一闺阁妇女，果有何不足？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实命不犹，抑又何怨……
这封信曾在“遗老”们之间传诵一时。文绣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嫁。
如果从表面现象上看，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这虽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以从她求的乩辞上窥得一斑（文内金荣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绣）：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师叫金荣氏听我劝，万岁与荣氏真心之好并无二意，荣氏不可多疑，吾仙师保护万岁，荣氏后有子孙，万岁后有大望，荣氏听我仙师话，吾保护尔的身体，万岁与端氏并无真心真意，荣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令人发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动，在那时却是不足为怪的社会现象，在张园里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我后来住的“静园”里，就有房东陆宗兴设的“乩坛”。简直可以这样说：那时乩坛和卜卦给我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指导作用，是仅次于师傅和其他“近臣”们所给我的。我常常从这方面得到“某年入运”“某岁大显”之类预言的鼓舞。北京商会长孙学仕自称精通麻衣，曾预言我的“御容二十二岁入运，二十五岁将握大权。”日本领事馆里的一位日本相法家说过我三十岁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这都是我开倒车中得到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