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到鄂豫皖的途中

我在上海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便踏入了苏维埃战争的前线；从此，开始了我五年的游击生涯，我所亲身经历的，也可象征当时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实况。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我和沈泽民陈昌浩准备进入鄂豫皖苏区。我和陈昌浩拟经安徽合肥去六安。当时，我们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知道很少，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两个小苏区，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鄂豫交界县份的一些乡区，另一个则已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边县份的一些乡区。这些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交通网，但彼此间相互联络的情况，却只有周恩来才清楚，周恩来因此委托顾顺章为我们安排这次秘密旅行的各种事项。

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间的交通网。顾顺章原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清帮的活动分子，五卅运动时即系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一度任顾的副队长；此后，周经常是顾顺章的领导者。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

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应采取的步骤，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

那艘野鸡船定于四月一日启碇，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左右，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离开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联系的，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这时他早为我预订了一个房间，连旅客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以应付可能的盘查。我预定在凌晨三时上船，顾则搭夜车往南京，再转船赴汉，可先我一日到达。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时，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扰。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以先我在那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陈昌镐也是扮成我的伙计，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伺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上海。

晨光普照的时候，船开出了吴淞口。这是一只货船，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黄鱼”，我们这两条“黄鱼”

，虽同是商人打扮，但又有点不像。水手和客人多猜测我们是贩卖鸦片的巨商，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我们立定主意，输一些钱，而我们的技术确实蹩脚，输钱时也显得很自然。几天工夫，我们输了近百元的大洋，同船的人皆大欢喜，认定我们是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

四月下旬，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种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青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顾勋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

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因此，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因此，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颇表踌躇。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我对他说：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 ，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而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 。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我们研讨的结果，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一静。

在这个仅有两间卧房的二楼上，主人夫妇住在后房，我们则住在前房。我们不敢凭窗外望，以免为人所发现，只有在房里阅读书籍报纸。当日一份中文报纸上，译载一篇外人所作“剿匪”的文章，其内容大致是赞扬蒋介石将军剿灭共匪的努力，并说道中国历史上曾屡次采用封锁政策剿匪，获得成功，现在蒋氏也注意封锁 ，沿着匪区，筑碉堡，坚壁清野，使匪不能向外发展，以图逐渐缩小包围，这是一个稳健而有效的办法。我读了这篇东西，便开始考虑对策。

七日傍晚，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到我们寓所。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像一位经过磨炼的商店伙计。我们商定翌晨启程，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八日上午八时，我和陈昌浩跟着那位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我们各自提着包袱雨伞之类，前前后后各自行进，似乎并不相识，在车站分别买票，我们很顺利的搭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车开行到郊外时，曾停车经过两次检查，我们没有遇着困难就通过了。

同车的旅客，在通过检查以前，是鸦雀无声的，似乎惧怕将要发生甚么岔子。检查完了之后，大家就有说有笑。车中有人说，车抵李家集时，还有一次更严厉的检查，不过有店铺在那里的人，就没有甚么麻烦。他们纷纷议论，李家集街上驻扎的军队和民团太多了，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骚扰，被绑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板某某，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我听了这些话，知道我们的游击队，确是很活跃，但绑票的行为，不但会失去人心，而且是土匪的作风。我这个不会说湖北话的人，只有装着重听，不和人交谈。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离李家集八华里的一个小站，就在那里下车。交通领着我们循小路向乡村走去，翻过几个小山坡，离公路已经不远了，那位家通才放慢脚步与我们同行。

他告诉我们现在大致没有危险了，从那个小站到我们所要到的村庄共十五华里，现在还须走一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最好是在黄昏后到目的地，以免为人注意，因而我们慢慢的走反较好些。

这时我才有机会和那位交通谈谈关于交通网的情形，他虽不知道我的姓名，但他知道我们是他的重要上级，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他就是本乡的人，这里的农民协会，从前组织得很好，反动以后，农民协会被禁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没有了，但农协的影响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所要到的村长住着同姓的二十多户人家，都是同情革命的，其中有两户与中共有关系，其他各户则暗中掩护。我们的游击队，也把这个乡村当作同情区，从不在这里打土豪，因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区，都是以这个乡里的两三个村庄为落脚点。

他又告诉我，有一个交通站，设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间小铺里，汉口的总交通站于几天前通知那个小店铺，转知他来接我们的。他自己只知道汉口一个接头的地方，他每次赴汉就是到那里接头。他推测在鄂豫皖的周围，有好几条直达中共中央的交通线，他自己知道这一条。

他又说，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上，藏着一个鄂豫皖苏区的特务队，是专来迎接我们的。

我们今晚还要走一晚的夜路，沿途要穿过白军和民团驻防的地方，才到达鄂豫皖苏区南端的高桥区。平常他走路的时候，无论是带领人员或运送东西，总是夜晚悄悄偷过去；因为我们是重要的人，所以特派一个特务队来接。

在暮色茫茫中，我们从后门进到这个村庄的一个人家。进门后，立即看见有几个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里守候着，那位交通将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那个特务队长，立时命令全体武装起来，顷刻之间，那些人都由普通农民变为佩戴短枪的红军了。队长慎重向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誓死保卫这三位新来的人。

我们所到的这家人家，房屋相当的大，有好些个房间，男女老少一大群，都用惊奇而带喜悦的眼光望着我们。女人们忙着为我们料理食物，男人们则分别到外面去放哨。特务队队长和副队长带着八个队员藏在屋内把守前后门。

饭后，特务队长在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下令出发，预定在拂晓前到达目的地。在行进中，队长带头，副队长殿后，我们则走在中间，沿途不说话，不吸烟，严防为敌人所发觉。

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我们这一队人，从村庄后面的小路，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为了远离村庄和敌哨，我们必须要绕道走，有时走山冈小径，有时走曲折的田畦，听不到狗吠，我们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走在我后面的队友，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掉队的人儿，哎哟哟！不怕羞！”我不甘落后，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我虽满头大汗，走上坡道时还有些喘气，但我咬紧牙关，竭力赶上去。这一整夜的行程，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也要费尽气力，才勉强跟得上。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件辛苦的事，但我们如果耽搁了，就要准备和民团开火。我鼓起勇气，请他放心，我会努力跟得上的。

天微明——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方，要我们解下包袱，多休息一会。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那时木兰山，高桥区就在那座山东面脚下，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冈上，就有我们的哨兵，到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们所走的路，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但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小路，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

这最后的十里路，我们可走得慢了，而且时走时歇，队长也不再督促了，全队行进的速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快到八点钟了，我们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

独立团团部的人们，围拢来欢迎我们，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这个团里只有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得，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