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次 参加游击战

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成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是“红军战士”。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了的

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我起床后步入大厅，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王团长为我一一介绍，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是直属军委会的，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说：

“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事情吧。”

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

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评他“老大”

（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私塾或小学）

。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支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体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掳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掳获枪枝子弹，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掳获的枪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团部在队伍中间行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所掳获的枪支弹药，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风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的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号一条白肥猪！

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

二字，防腐蚀“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夸大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国民党区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料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来他终于担任红四方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骁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桥区中央，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和卧房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体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切成，四个城门也很牢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到寨子的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替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此命令读物就地睡觉，连哨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

好休息一晚。

”不久，他真的睡着了，我这个初参加游击战的人，在震耳的枪声中睡不着。我心中也对阵前睡觉的事，不以为然，便独自起来，环绕这个宿营地巡视一周，所有战士似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敌人的子弹飞过我头上呼呼作响，我没看见一个哨兵，我在那里慢慢踱着，心里想：让我权充哨兵吧。王团长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向我说：

“你还不放心吗？敌人缩到寨子里面去了，绝不敢出来，我们屡次这样阵前睡觉，绝未遇到过以外，而且我们打惯游击的人，说睡着就立即睡着，有甚么风吹草动，马上又醒过来。”我告诉他要严防万一，如果疏于警戒，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王团长的神情，似仍不以我的话为然，但也只得勉强派出一班人来警戒。

拂晓以前，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继续打游击。敌军也开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动，我们包抄到敌人的右前方去了。当晨曦初露时，我在一个高地上忽然听见成千上万的农民的呼啸声，震动了四周的山谷。王团长告诉我，这是七里坪区的农民自卫军到了。果然，独立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观。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踽踽向他们所要到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的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在敌军实现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到白区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

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斗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火线，到自卫军那边，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王团长还说：

“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以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