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我们消灭的危险。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

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

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串。我们消息灵通，早获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虏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边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稍闲时，略事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有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度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度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

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

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有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常向我们突袭；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是敌人的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剩有八个团）

。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们在六安的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有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速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

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冲击，结果我们在这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域参加作战以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役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天把这个区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地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的颇为迅速，得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地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徐向前受过伤，师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

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的地位。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襄樊鄂阳一带鄂北地区，与大江以南湘鄂边区的贺龙部互相呼应。我们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时，不能向南北东三方面发展，因为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面是津浦线，这三方的军事要点，都有国民党重兵驻守。因此，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

蔡申熙参谋长为了我们的退路问题，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京汉路西面的情况。那时，原在洪湖一带的贺龙部因军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们很难与他取得联络。京汉路以西、孝感、云梦、安陆一些零星游击队，早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中有些逃到鄂豫边境大别山脉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员企图与这些游击队联络，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地区，调查情况。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可观的成绩。后来，蔡在四次围剿中阵亡了，这对我军西向行动，是莫大的损失。

当年七月间，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红四军的主力被逼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进鄂北陕南辗转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带，才立住脚，在那里建立起新的“川北苏区”。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留在这个区域的游击部队，在那里坚强奋斗，所受牺牲极其重大。沈泽民等重要干部就是在那里殉难的。

后来留守在这个区域里的徐海东部也被逼辗转到了陕北，成为各地红军集中陕北的先行者。

最后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的第二纵队。

上面所说到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披荆斩棘，艰难缔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