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事实的笑谈。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

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请教他的意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新革命》

（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

《克伦斯基与列宁》

（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

。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

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② 据郭湛波说：

“陈生于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

”见郭著：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一〇〇页—北平人文书店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费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长，则未可知。

③《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导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二九〇页—第三〇一页）

。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