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坚强意向，在一九二〇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