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〇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时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

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会主义明星报》

。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