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
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年平均人口（万）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30.7935.8533.6733.1528.0613.98
37.5045.0835.8436.10
10.20
19.0421.8521.8720.4613.95
11.7514.0011.8012.6914.1039.56－25.58
460646934787489149614898481115.254872497050895170
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
5.058.0429.469.4335.6510.618.4527.65
36.04
8.2427.80
25.23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
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