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