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

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1959年7月1日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

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

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