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
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
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
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
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
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