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

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

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