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

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

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