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

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

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

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

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第十章大饥荒中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