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

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

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

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

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