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工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爱思想首页 法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国际关系 社会学 新闻学 文学 历史学 哲学 思想库 笔会 专题 排行 导航 名站热文 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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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58名新闻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108]] 。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109]]。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110]]。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权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11]]，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112]]。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经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13]]。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审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1956-1957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114]]。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O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115]]。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116]]。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117]]，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118]]。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19]]。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120]]。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情”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东城区又从69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37人，占被查总人数的53％。而南京市对夫子庙18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是妓女的为1人，是妓院老板的为2人，是烟毒贩子的为1人，是旧军官的为1人，是流氓的为1人，是旧职员的为3人，是家庭妇女的为4人，是小商业主的为5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26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家共8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11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121]]。
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进入到党内，革命专政的对象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打击”旧社会基础”，演变到同时打击革命阵营中的”坏人”，在 “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处理了一大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抵触的干部，其中，凡出身不好者，蒙受的打击更重。1959年庐山会议后，山东省委”揭发出”一个以泰安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人部分为”阶级异己分子”，其罪名为”破坏公社””恢复单干”[[122]]。凡此种种，都大大加深了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出身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极左的出身歧视倾向已向中小学学生身上漫延。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别出心裁，在出身问题上自定”土政策”，公开在中小学中鼓动歧视、打击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届成立10年，在中小学就学的地富子女多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已不同于建国初期就读的大学生的历史背景，但是一些教育部门为了显示”宁左勿右”，就是有意为之。1958-1959年，重庆市第一中学一个班主任提出：”依靠工农子弟，团结改造非工农子弟”。云南省有的学校提出：”依靠贫雇子弟，孤立打击地富子弟”的口号。云南省盐兴中学把一个班上的工农学生和地富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教师给地富子弟班上课讲得很简单，而给工农子弟班上课就讲得很详细。浙江省有的学校规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党员）不允许领奖学金。上海、昆明、合肥等地有些学校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共青团、少先队干部一律撤换[[123]]。上述现象以后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8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例如1959年陕西省乾县创造出一种对基层干部的审查办法，即审查对象为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正、副队长，采取”普遍摸底排队，逐个过滤，重点审查”的办法：”即不公开，不做动员报告，也不找干部谈话”，”背靠背”地审查干部的政治面目，最后建全起生产大队干部的档案[[124]]。
从1959年到1961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导致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在部署”救灾救荒”的同时，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在1961年初召开的党的六届九中全会上，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125]]。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126]]。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入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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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在这段非常时期里，由于特大饥荒，各地领导都忙于救灾，农村对地富的批斗基本停顿了下来。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年初，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前三年经济建设中的盲动倾向提出了批评，会后又接着对农业，工业交通，科技，文教，以及知识份子和统战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中央新政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也得到缓和。然而刘少奇的新方针并没有得到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反而被毛认为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年的8-9月，随著经济形势趋于好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党出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以阶级斗争治国。由此，执行半年多的宽松政策正式宣告结束。国家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是 “阶级敌人”的 “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打成”右派”的文史学家何满子1961主从宁夏劳改地请假回上海治病，而到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何满子的感觉是”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想过”逃出国境到国外”，但最后考虑到家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127]]。
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在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火炉的烘烤下，被全面激活，从1962年下半年始，执政党原先在阶级出身问题上的正式表述：”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在所有涉及人和人群的领域，从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即是区分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从而把社会人群正式分为”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类别。
所谓”成份好”者，即革命血统纯正之谓也，1962年后，国家政治形势虽然变化极大，”自己人”和”敌人”经常变换位置，但大体上还维持着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政治分层的类别。所谓”成份坏”者，反动阶级、反动势力之代表也。1957年后，在原有的反动势力四大部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部类：右派份子，通称”五类份子”。在所谓”右派份子””中，不乏出身工农阶级者，但依”阶级出身论”的新发展—思想不纯正，即等同于血统不纯正，所以工农出身的右派份子也一并被列入”阶级敌人”的序列。
在60年代前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大大扩展，从中央到地方、军队，都”揭露”出一批”反党集团”，而依新形势下的政治标准：血统纯正还必须与思想纯正相匹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对待5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党政机关清理出的”反党集团”成员？在当时省一级的 “反党集团”就有13个，此较著名的有：浙江的”沙文汉、陈修良反党集团”；河南的”潘复生反党集团”；安徽的”张凯帆反党集团”；山东的”赵健民反党集团”；辽宁的”杜省衡反党集团”；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反党集团；新疆的”伊敏诺夫反党集团”等；在中央级则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谭政反党集团”等，对这些革命资历雄厚，但思想不纯正的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对这类人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被开除党籍或投入监狱的人，明确将其定性为”阶级敌人”，对其家属子女虽不搞株连，但不予重用，例如高岗之子高毅在1939年就被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年仅9岁，可谓”根正苗红”，1952年高毅返国，后因受其父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128]]，而对那些保留党籍的人，则暂时模糊他们的政治类别（其中潘复生等人在1962年上半年得到平反，1965年秋，彭德怀、黄克诚等也被降级，暂时重新分配工作），若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则将他们迅速划入”异己份子”、”阶级敌人”的行列。
依据60年代后对干部”纯化”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对于高级干部也要进行思想排队，对此当时就有高级干部公开表示了不满。1960年夏，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在北戴河会议小组会上发言，针对”有人在省委书记里排队，要把一些省委书记划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事”提出了批评，他问道：”为什么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不排我们的队，现在胜利了，就要排队整我们了？”[[129]]然而，随看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中苏论战的爆发，这种质疑的声音迅速消失，其代表人物很快受到党内批评或处理。
1963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开始全面掀起”反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语境下，”修正主义”的内涵是：同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主张或支持”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反对阶级斗争，”鼓吹战争恐怖”，散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等。1962年夏之后，继中央解除或调离了部分被指责犯有”右倾”、”修正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职务（邓子恢因主张’三自一包”被免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调任名誉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稼祥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被停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因在”对资产阶级态度上的右倾”被停止职务。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在所辖范围内将某些被怀疑思想不纯正的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刘顺元审时度势，主动向江苏省委提交要求退休返乡的报告，得到了批准。
1963年，各级党政机关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洗，清洗对象为两类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这两类似都被陆续调出上级领导机关。1963年下半年后，全国党政机构中的”肃反小组”改名为”五人领导小组”，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变。而在这之前，在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内，甚至成立了”贯彻阶级路线办公室”[[130]]。1965年，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开展”机关革命化运动”，以精简为名，又清洗了一批成份欠佳的干部。在此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教机构普遍成立了政治部。在基层，则创立”政治指导员制度”，又清理了一批”阶级异已份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和”蜕化变质份子”（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使纯化的空气更加炽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60年代前期的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政治分层外，还存在一个较荐宽阔的灰色地带，这些人群包括：旧知识份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成份不好”或”不纯”，对他们疏远、排斥有之，但在阶级斗争相对和缓时，尚未把这些人群明确视为”阶级敌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至少在理论上还主张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他们马上被推向右边，1962年后，灰色地带逐渐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
从1963年开始”阶级出身论”已表现在对敌对阶级子女的各种歧视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类的子女在就业、升学、婚姻等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除个别情况外，入团已不可能。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规定，小学生升入中学的条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131]]。
面对1962年后被主观虚幻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新形势，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忙于制定各项政策，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但是在1962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1964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这种认识最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自那时起，社会上就弥漫一种鄙视、蔑视知识份子的浓厚的空气。湖南常宁的农民甚至称知识份子为”鸡屎份子”[[132]]。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剥削阶级”的论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都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阶级），首次把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更为苛刻的新观点以党的理论新概念的形式公之于众，在当时就受到某些知识份子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高级知识份子普遍对刘少奇的论断”感到触目惊心”[[133]]，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从意识上确定剥削阶级是不妥当的”[[134]]。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有人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个新论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职工就”对把知识份子划成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135]]。然而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虑，相反，对知识份子的整体性的否定评价已从过去的半公开，迅速演变为社会的公开的主导性意识。虽然在1962年初，因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调整了对知识份子和原工商业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2年下半年后各项政策又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知识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级，进而深入到对党员知识份子的否定。只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级党组织对已入党的知识份子的态度仍相对和缓，具体政策由党委在内部掌握。
在这一阶段，政治分层进一步深入到革命队伍内部。对原有的几个革命阶层：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也进行复杂的分层。与60年代初林彪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增长相适应，军人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在四个革命阶级中，最高阶层为革命军人。在革命军人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军中政工干部的地位又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和军中技术干部。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军队、对军中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视以及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军队干部受到刘少奇的影响较小，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在抵拒国际共运修正主义思潮的态度上也更为坚决。1959年后，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军人出身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对其部下说，刘顺元”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毛主席是相信我们军队干部的”[[136]]。
随看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党机关不满的加剧，革命干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让位于革命军人，而处于第二层次。在革命干部中也划分出不同的梯级：军队出身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军人出身的干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脑机关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门。去过解放区的知识份子干部又高于原地下党干部，这又反映了革命政权的性质与特色，即新政权的基础来源于军队与农村。在革命干部的最底层，是40年代后期地下党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因为30年代的白区干部许多人以后进入根据地工作，被认为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和锻炼。40年代后期己是革命胜利的前夜，在这个时期参加中共的知识份子干部既未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又未受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因而无法与前几类干部并列。在单位类别上，党委系统、公安政法部门的干部蒙受党的信任度较高，政府、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次之，文教单位的干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60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伴随着”备战”的升温和”大三线”的建设，在产业工人中，军工企业的工人，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都高于一般大厂的工人。因为军工企业的职工都经过较为严格的”政审”，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可靠”，而民用大厂的职工，虽经多次清理，就是到了60年代前期，还是存在着”严重不纯”的现象。例如：1960初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共有2576名职工，但”不纯份子”竟有558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6％强[[137]]。同样是工人，有产业工人与财贸职工的区别；有军工企业工人与一般大厂工人的区别；有国营工厂工人和集体工厂工人的区别；有地方国营工厂工人和直属中央大厂工人的区别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138]]。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139]]。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於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1963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 “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140]]，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150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3271户，相当於原来的1．2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5992户，占全县人口的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4305人，被关、管、斗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六种人的有1931人[[141]]。
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142]]。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143]]。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1949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50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144]]。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145]]，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146]]。
在60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1939年3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 [[147]]。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1963年 5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从1963至1965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各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於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 “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148]]。《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149]]，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於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50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首长子弟学校”的特殊化问题，信中说：”这些学校和托儿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超过了一般人民生活条件，如原来的八一小学，学生可个个着呢服……首长子弟托儿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车成队地来回接送”[[150]]。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干部子弟学校陆续被撤消。但在某些地区，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学仍设有”干部子第班”[[151]]。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点中学事实上具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性质，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中学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领导的子弟。50-60年代初，”干部子弟”的分层尚未明显，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子弟统属”干部子弟”的范畴。然而到了1963年后，随着对革命血统纯正性的不断强调，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弟迅速从一般干部子弟中脱颖而出。在这些高干子弟中，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子弟的地位最为显赫，因为他们父母所担任的职务足以证明他们在血统上和思想上更为纯正。这类青年一般都被视为是”革命接班人”，较早被吸收入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 “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152]]。
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