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280期：中国高铁太多货铁太少，通过香港电子烟看统治集团扯皮，深圳住建局的尴尬，利用闲置资源就可救无数儿童，富国体育馆穷国马拉松

2021年5月28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280期

【睡前消息280】高铁大跃进之后，反思铁路建设模式

大家好，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欢迎收看280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高铁大跃进之后，反思铁路建设模式

西安一直想用城际铁路辐射整个关中平原，但是今年4月份陕西发改委正式回复群众来信，表示陕西的城际铁路网计划已经停止推进。连接四川泸州和贵州遵义的泸遵高铁之前一直盛传要按照350公里时速建设，今年4月份四川群众也给泸州市交通局发信，询问泸遵高铁工程的进度。当地交通局回复，说要“积极对上协调，全力争取按照时速350公里高标准规划建设”，言外之意是铁路总公司和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建设350公里时速高铁。督工，陕西和贵州两个西部省份的铁路建设都在放缓，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地图上看泸州和遵义周边的铁路密度已经不算低了，泸州想去遵义，从宜宾和重庆方向都能过去，这条泸遵高铁对于其他城市意义都不大，只是单纯的沟通两个不算发达的地级市，节约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铁路的预期收益完全依赖于泸州和遵义的部分人口，在西部年轻人口不断流失的现状下，如果基础建设标准太高，的确可能收不回成本，甚至票价覆盖维护费用都很难。

西安的城际铁路也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整个西北的人口都在流失，同时西安的中心地位又不断加强，周围的地区哪怕是关中平原的城市都出现了空心化问题。所以西安周围的交通流集中于主城区附近，和周围城市的人口长距离交流发展的逐渐减少，修城际铁路极可能亏损。

之前武汉已经修了辐射四个方向的城际铁路，但基本上都是严重亏损状态。其中武汉到南面咸宁的城际铁路每天10对列车往返，日客流量只有三四千，被称为运椅子的铁路，票价连电费都覆盖不了，随时都有关闭的危险。看到这些例子，西安主动叫停自己的城际铁路计划，算是比较谨慎的选择。

过去十几年，快速扩张的铁路网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工具。那现在铁路建设是不是已经过剩了呢？

今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当前的铁路规划建设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高标准、债务负担较重等问题。再看去年的文件，国家发改委也有表态，铁路建设方面要防止相互攀比、盲目建设以及片面追求高标准。看来中央政府的确在给铁路建设踩刹车。

但是并不是所有铁路建设都应该放慢速度。过去十几年，高铁建设爆发式发展，普通铁路建设严重滞后。按照“十三五规划”，2020年底全国应该有15万公里的铁路，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结果2020年底中国铁路只有14.5万公里，少了5000公里，同时高速铁路超额完成规划，达到了3.79万公里，比计划多了7900公里。这意味着普通铁路建设严重拖后腿了，5年新建6400公里，还不到规划中两年的建设量。现在西部人口流失，运人的高铁要少修，铁路建设单位应该集中精力修货运为主的普速铁路。

客运铁路超额完成任务，货运铁路进度落后，那是不是因为铁路总公司觉得客运铁路赚钱更多呢？

稍微算一下账就能发现其实是货运铁路赚钱。高铁的运行速度快、转弯半径大，遇到复杂地形没有绕过去的选择，必须架桥挖隧道，还要更大的占地面积。如果是350公里的时速，每公里高铁平均投资1.29亿，250公里时速也需要0.89亿。这条泸遵高铁要穿过山区，肯定要花更多的钱。就算只按照平均价格计算，263公里的最高等级山地铁路也需要340亿，每年5%的利息就需要还17亿。而按照现行的铁路收费标准，263公里票价121元，每年有1400万人全价买票才能覆盖利息。但实际上，上海、杭州之间的沪杭高铁平均每年也只有4000万左右的客流量，很难想象泸州遵义之间的客流量能够覆盖成本。

作为对比，普速铁路除非征地花钱太多，否则每公里4000万就差不多，100多亿就能打通泸州和遵义，每年可以运几千万吨物资。而遵义地区盛产煤炭，四川需要购买大量的外地煤，泸州又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运集散地之一。如果泸州遵义之间改成普速铁路，应该是个很赚钱的买卖，顺便提供的客运免费都无所谓了。

从全国来看，国内除了东部少数线路之外，大多数高铁都是亏损运营，收入能够覆盖利息的都不算太多，但是普速铁路普遍盈利，煤炭产区对外的铁路更像是一台印钞机。2020年全国利润最高的交通股票是大秦铁路，650公里利润137亿，比两倍长度的京沪高铁的利润还要多18亿。

从这些计算来看，高铁还是适合沟通区域中心城市，其他地方的高铁修到现在的水平已经够可以了，有资金还是应该投给赚钱的货运铁路，至少把公路运煤的这部分市场占过来。

现在山西向东出省的公路每天都是川流不息的超载卡车，这种烧油运煤的场景证明高铁占用了太多的铁路建设资金，普通铁路修的少了。如果我们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够坐火车出行，而且不会像武汉周边的城际铁路那样因为成本而停工，就应该多修普速铁路，让货运来补贴客运。

铁路总公司应该也知道普通铁路紧缺而且赚钱，那为什么还要优先建设高铁呢？

过去20年中国铁路的建设体制有问题，铁路总公司过去叫做铁道路，曾经又当政府又搞企业经营，他有自己的警察部门和法院，甚至还承担一部分军事管理职能，内部设有政治部。这样一个超级单位，在铁路修建和运营方面自然的就占有全面优势，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反抗不了。

90年代国内有不少地方和铁道部合资建设的铁路，但最后落实项目几乎都是地方出了大多数投资，铁道部承揽工程和全部的管理权限，拿走大多数利润。而且就算是这样，铁路部还是要卡着审批权，只批准那些好处最大的项目。比如说金华到温州的金温铁路，给温州这个沿海城市解决了沟通内地的问题，但是哪怕有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哪怕是温州地方政府和民间解决了大部分资金，金温铁路还是修了5年半，1992年拖到1998年才通车。至于说广东、山东、苏北大多数项目拿不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就算是自己出钱，地方铁路也很难拿到铁道部的许可。所以无论谁来管地方经济，本能的决策都是把地方资金留在地方，哪怕是修货运成本更高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把资金拿出来积压到铁道部系统。

几十年以来，山西和陕西的煤炭外运一直都是大问题，大秦铁路和神华铁路拼命赚钱，恰恰证明这里急需更多的运煤铁路。但是因为地方和铁道部之间的利益不好协调，连华能集团都搞不定立项，运煤专线和其他重载铁路连续20多年没有新建里程，成为中国工业相对美国最显著的缺点之一。

1997年中国煤炭产量13.7亿吨，钢产量只有1.08亿吨，当年的铁路转运量已经达到了1.3万亿吨公里。到了2018年中国煤炭产量比1997年增长了167%，钢产量增长了760%，铁路转运量只有3万亿吨公里，比1997年只增长了130%。就算不考虑各地瞒报的重工业产量，铁路运输的发展也明显落后了。

直到刘志军和丁书苗集团倒台，普通铁路和重载铁路紧缺的问题才开始缓解。不过大家都知道，刘志军掌握铁道部以来，高铁扩张迅速，这是因为房地产热潮制造了足够大的投机利益，缓解了铁道部和地方的矛盾。

京泸高铁成功运行以后，地方政府和铁道部都意识到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一两个小时，高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房地产概念，地方政府可以征地搞高铁新城，而铁路部门也拥有车站和沿线的大片土地，可以置换到高铁新城附近赚钱。往往是高铁还没有通车，地价已经炒起来了，给地方官员在换届之前就提供了资金和政绩。所以往往是地方干部和铁道部联合起来推动客运高铁建设，甚至挤占了普通货运铁路的建设资金。

但是铁路地产能够增值前提还是本地有足够发达的实体经济。随着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附近的干线铁路逐渐填满，支线的高铁再想带高铁新城就难了，而已经修好的高铁都要维持运营，客流量填不满就会亏损。现在18个铁路局有12个严重亏损，铁路总公司负债接近6万亿级别，再怎么用支援地方经济的理由去炒地产，也要向现实的财务压力去低头，回到优先建设货运铁路的发展模式。

我估计接下来十几年还是铁路建设的黄金年代，但是重点不再是高速客运铁路，而是新建的货运铁路、重载铁路，升级现有的货运网络。

通过香港电子烟看统治集团扯皮

5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北京发布《2020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和上一版相比，新报告特别指出了电子烟的问题，说有充分证据表明电子烟不安全。上一个月恰好有一个和电子烟相关的新闻，香港2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各种电子烟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5.9%。为什么电子烟会在香港放浪到这种地步呢？

这个问题我请工作室的邓肯同学来解释。

香港电子烟泛滥是传统香烟税收政策和立法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有观众是否抽烟，应该都知道国内香烟的价格级差非常大，同一家烟草店里面既有30块钱一包的香烟，也有200多一包的。这是因为大陆的烟草税是从价增收，便宜的烟少收，贵的烟多收，所以零售价之间的差异和出厂价之间的比例差不多。

有这么多层次的香烟出售，国内的烟民如果只是想过瘾买最便宜的香烟就行，完全没有必要去买比较贵的电子烟。香港的烟草税是从量增收，无论什么香烟都统一按数量交税，缩小了烟草之间的价格差异，抬高了便宜香烟的零售价。中华烟一盒六七十，三五烟六十上下，再低的南洋双喜烟也要50多块钱。相比之下，电子烟没有额外的税，花20多块钱买电子烟就能代替一包传统香烟。比较穷的烟民当然会快速吸惯电子烟。

另外因为人口密集，公务员和警察的比例多到夸张。香港过去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是严格的禁止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诱惑，让青少年觉得吸烟很酷很有趣。现在从法律上说，电子烟不属于香烟，不受控烟政策管制，可以卖给青少年，所以才泛滥成灾。

那香港为什么一直不立法管制电子烟呢？

2018年香港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了法案，要管制甚至禁止电子烟，至少要把电子烟定义为烟草纳入烟草管理体系。但这个提案遭到大量议员反对，他们认为电子烟的危害性不高，并不属于烟草范畴，不需要管制。去年6月立法会宣布停止讨论这个禁令，放弃了禁止新型烟草类产品的计划。

香港这次关于电子烟的立法会讨论过程就很奇怪，政府方面的提案并不是加税或者限制，而是看起来就很荒谬的全面禁止电子烟方案，已经接近于毒品管制。面对这种极端法案，立法会也给出有逻辑的反驳，说电子烟的危害性比香烟还小，没有理由像禁毒那样去打击，所以最后立法不了了之，让人怀疑双方都不是真的想对付电子烟。

不过香港现在实行判例法，就算没有立法会的同意，只要一个法官判例没有被上级法律推翻，也可以把电子烟纳入传统香烟的管理体系。香港的电子烟问题争论拖到86%的青少年吸电子烟都没有一个结果，说明香港的统治集团严重分裂，既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彼此也缺乏妥协能力。如果从纯粹的利益角度来看，香港立法会的自由派习惯性会阻止行政方面的法案，法官体系不愿意配合政府政策，大商人为主体的建制派也希望在低税率下能做电子烟的生意。所以香港的电子烟立法从一开始可能就是演戏，建制派提出一项严厉的荒谬的立法，再通过自由派的反对来否决，在这份默契的混乱中，大多数香港青少年都染上了电子烟瘾，按照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报告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

接下来我再聊几条简讯。

深圳住建局的尴尬

这一周深圳住房和建设局发出了一份奇特的处罚令，原因是房地产中介在广告牌上画了水果。现在深圳市禁止中介炒作住房，要求只能标官方的指导价，不能报实际价格，但是中介做生意又必须按照实际价格来，所以中介想了一套代数方案，默认一个榴莲代表1000万，一个香蕉代表100万，被发现以后政府要求这家中介门店停业整顿一周。

与其同时，深圳推出了一个明显和社会发展大方向相反的政策，收紧了户籍迁入规定，学历型人才重新要求本科学历才能迁入。这显然是想用限制新增户籍人口的方式来控制房价。

但是睡前消息过去好多期节目反复指出，中介炒作也好，户籍政策松动也好，对于深圳房价的实际作用，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房价暴涨宏观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房产税，微观原因是市政府不敢触动城中村的违法住宅，所以商品房土地供应不足，投机持有成本倒是很低，二手房的房价必然飙升，无论政府怎么定参考价，普通人必然有买到就是赚到的心思。

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天还有另外一个和深圳房价相关的新闻，海口的市委书记张琦倒台以后，他在深圳的两套二手房拍卖，起拍价合计是5617万，其中一套的单价是每平米17万，另外一套是每平米29万。

深圳住建局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状态，法院拍卖房连榴莲都不用画，阿拉伯数字明码标价，最后还要公示成交价格，要是住建局不管，就意味着承认深圳房价的飙升，政府参考价纯粹是笑话。但如果住建局干预价格，要求按照参考价出售，就等于人为压低了国有资产价格，制造了国有资产流失。这种尴尬局面就是搞面子工程的结果，希望深圳市政府早点拿出一点政策干货，比如说以特区的身份先试着全面征收房产税。

利用闲置资源就可救无数儿童

最近河北献县鱼塘淹死五个小学生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老观众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农村孩子缺乏监管、缺乏文化活动的现实摆在这里，如果政府不搞强力的干预接管监护权，必然只有两个结果，或者是频繁出现恶性事故，或者是孩子每人捧着手机看短视频、玩游戏，在小学毕业之前就普遍得上颈椎病。社化抚养肯定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但是现实是没每天都在杀人。

5月25日民政部公布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孤儿总数是19万，相对2012年的57万下降了66%，这是好事。但是全国近70%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不到10人，儿童福利机构和民政局的能力有明显的资源闲置问题。这说明就算不用增加资源投入，只要提供法律依据，允许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去检查普通家庭的养育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下一代的成长条件就会有明显的改观。

虽然中国大多数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但现状是就算只在制度上做微调，我们也能够为基层的儿童生长做很多事。

富国体育馆穷国马拉松

最后我想说说甘肃景泰县的马拉总比赛，172个参赛选手，降温死了二十一个，这个事情很惨痛，具体的组织问题很多人都说过了，我就不多说。但是我想从社会角度分析一下问题。

2019年疫情之前的那一年，中国大陆向公众开放的马拉松比赛一共是1828场，全国有712万人次参加，扣除多次参赛人员，至少也有500万人参加比赛，平均每个县区接近2000人。今年如果疫情不进一步恶化，全国马拉松比赛的总参与人数可能会接近1000万，绝对是全国普及度最高的集体体育活动。

之所以马拉松运动的普及性高，是因为和其他运动项目相比，马拉松比赛的门槛比较低，它的参加者只要有较好的体能，不需要和队友进行配合也能参加比赛，就算没有任何专业训练和详细的配速策略，也可以通过跑完全程来获得参与感。

从组织方来看，虽然一次大型比赛需要出动的工作人员不少，可能还需要对一部分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但是每次比赛带动了成千上万人来参加，也不需要专门建造场地，相对它的规模来说，组织比赛成本很低，少量的投入就能带来巨大的声势，是性价比很高的宣传活动。所以全国大小城市都争着举办马拉松比赛，同时在体育旅游和城市文化方面刷政绩。

但是马拉松比赛的起源是一次把人跑死的军事行动，而且场地分散在几十公里的跑道上，平均在每平米赛道的工作人员密度很低，不像球类比赛那样，可以让医生在赛场外面随时待命，出了事跑几十米就能抢救。所以马拉松比赛的伤亡率相对较高，并不是一项适合向大众推广的活动。

根据统计，上世纪马拉松每5万参与人次就要死一个人，最近十几年这个比例下降到十万分之一。但是随着比赛选手越来越业余，意外还是在所难免。2014年昆明马拉松比赛的海拔稍微高了一点，具有中国参赛者死亡，还有非洲参赛者中暑，差点抢救不过来。

但我并不是用小概率事件来反对马拉松活动，全民的长跑比赛带动了全民跑步热潮，肯定有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但是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无奈的选择。现代的大城市破坏了传统熟人社会，又没有建立新的熟人社会，很多人除了跑步之外没有更好的锻炼和娱乐方式，所以才会把跑步当作唯一的健身方式，才会选择马拉松比赛当作唯一的大众体育活动，继续证明自己的健身实力，也获得一点仅有的荣誉和成就感。

现在的马拉松长跑很大程度上已经吸收了选秀和粉圈活动的经验，用狂欢节式的气氛来吸引普通人，用奖金和朋友圈的社交压力迫使参与者去跑全城刷成就，迟早会制造大问题。甘肃马拉松一次死了21人是偶然，但是偶然中间有必然。

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把功夫花在平时多组织一些场地内部的足球、篮球或者是其他业余比赛，我们不一定要搞挑战极限的长跑比赛，也能够更好地改善国民健康水平。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业余运动队提供一点补贴，给业余选手提供一些专业指导，让每个人在居住地附近就能够参加场地内的体育活动，强度可控，乐趣更多，距离医务所也更近，这也能够避免踩踏和交通事故。

和中国相比，欧美国家的马拉松运动也很发达，但是格陵兰5万人口，这个小国各级俱乐部就有5000个业余足球运动员，法国人口6000多万，和湖南省差不多，但是注册球员有300万，这都是现代社会比较正面的例子。

反面例子就是肯尼亚，穷到只剩下长跑一种体育运动，出国跑步是年轻人最方便的阶级上升通道，上次昆明跑到中暑的非洲运动员就是肯尼亚来的。

我当然希望将来的中国体育更像法国，而不是肯尼亚，所以政府应该适当降一点马拉松运动的热度了。

好，280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