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语法研究刍议

从《马氏文通》问世算起，我国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前六十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阳春白雪，跟随唱和的只有少数人；近四十年的研究成果可以比作下里巴人，一唱何止百和。当然，我并非说前者高深而后者粗浅；我国的语言工作者一直在不断地攀登，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更加快了步伐。回顾四十年来的历程，道路艰难而曲折，然而我们毕竟又登上了新的高度。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然而我们充满了信心。不论是回顾还是展望，已经有不少学者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在《语文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国外语言学》等杂志都发表了他们的文章。这些文章有许多共同的论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第一，必须坚持“务实”。只有注重语言事例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发现规律，解释语言现象。

必须坚持“务实”。

第二，研究的道路在不断地拓宽，今后仍须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的探索。

第三，在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借鉴方面要立足于汉语。

在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借鉴方面要立足于汉语。

这些意见，我十分同意，所以不必重复了。此外，我想补充几点看法。

（一）关于“务实”

曾经读到国外一本杂志上讲语法的文章，说规范语法是实的（concrete），而描写语法是虚的（abstract）。这个说法对印欧语言来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讲的规范语法，也就是传统语法，甚至用的是同一个词prescriptive grammar。这种语法代代相传，是有书为证，大家都看得见的，当然比较实。描写语法要求人们去发现规律，当然比较虚。我们的情况就两样，语法研究是近百年来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才开始的。如果把人家的传统当作我们的规范，那就不是务实，而是失实了。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我们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要从语言材料中发现自身的规律。建国之前，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先生一再强调“务实”，我认为主要的精神在告诫我们不要吃现成饭，鼓励我们要有所发现。

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我们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要从语言材料中发现自身的规律。

讲到有所发现，许多人想到的是收集事例，加以分析，从中总结规律。这种理解当然不错，可是还不够全面。1980年吕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报告，其中谈到理论和事例的关系，强调理论从事例中来的同时，还说：“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

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

真理的相对性主要是运用范围决定的。什么是正确的理论？首要的是要考察它的适用范围。比如有些理论是从印欧语言的事例中得来的，对印欧语言来说，是正确的；对汉语来说，却未必正确。当然，也可能正确，不过须用汉语的事例来验证。例如语言类型的研究，洪堡特曾把世界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综合语，因为没有考虑汉语的特点，汉语就无所归属。有人认为汉语是作格语言，吕先生曾指出这纯属牵强附会。再如有人认为古汉语是SVO型，现代汉语逐渐转变成SOV型，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看来，汉语有它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只有我们自己最能把握，根据汉语的特点和事例归纳的理论当然要予以重视。

看来，汉语有它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只有我们自己最能把握，根据汉语的特点和事例归纳的理论当然要予以重视。

一讲到语言理论，有人想到的都是西方的学说。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例如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指出汉语中“单双音节对词语结构的影响”是汉语特点之一。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有些青年学者发现了一些汉语特有的规律。比如现代汉语中动词接上名词，可能构成动宾关系，也可能构成偏正关系，不能构成主谓关系或联合关系，这是语法的选择。在这种选择的前提下，如何确定具体关系呢？如果是双音节动词接双音节名词，词义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如“建筑房屋”属动宾结构，“建筑材料”属偏正结构。如果单双音节搭配，就不一定依靠词义的选择了。例如“选题目”属动宾结构，而“选择题”是偏正结构。“筹经费”是动宾结构，而“筹备费”是偏正结构。在这里，音节起了区别关系的作用。

当然，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我们也并不排斥西方的学说，而这一切都须有个立足点，那就是我们在研究世界上有近十亿人作为母语的汉语。

（二）关于“补缺”

当代语言学发展很快，流派纷繁，使人眼花缭乱。我所说的补缺，不是见到什么新鲜玩意儿就一概都要。譬如走进百货公司，看到许多新产品，如果见一样，买一样，这不是好办法。何况有些新产品是短命的，等我们学会使用，人家认为该淘汰了。补缺，当然应该根据需要，而需要是有等差的。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是替别人补缺，一是为自己补缺。例如乔姆斯基认为他的理论和方法通用于各种语言，可是最先他只用英语来证明。后来有人（主要是海外学者）把他的理论用于另外的语言（如日语、汉语），可以认为这是替乔姆斯基补缺。当然，这种补缺在学术上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可是比较起来，我认为替自己补缺更为重要。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一是替别人补缺，一是为自己补缺。

替自己补缺更为重要。

汉语的书面语言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的语法研究主要分为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古汉语其实是指文言。文言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看来还不十分清楚。文言中的语气词在现代汉语中全不见了，代词基本上更换了。文言中的介词很少，一词多用；在现代汉语中分化出许多介词。例如文言中的“于”今天仍在用，可是从中分化出“在”、“向”、“给”、“自”等等。所有这些变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有些学者作了个别的研究，但至今缺乏全面的考察。问题当然在近代汉语的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有客观的困难。文言虽然用了几千年，可是基本格局不变；近代汉语时间也不短，资料也不少，可是书面上的形式复杂，方言成分多，内容范围广，语体风格杂，加上文字变迁等因素，形成多种多样的书面形式。困难虽多，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吕先生已经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更增强了我们前进的信心。

拿文言语法来看，我们的成绩主要还是继承发展了训诂的模式，例如虚词的研究等等。至于整体的描写，因为是把现代汉语的系统套在文言语法上边，总使人感到圆凿方枘，扞格难通。看来，文言语法的系统须作专题研究。

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使科学内部结构的研究能平衡地进行。怎样考察内部的研究的发展情况？可以从高层次的结构要求来分析。比如语言是传达信息的工具，我们就可以从信息传达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来看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情况吧。

看来，文言语法的系统须作专题研究。

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必须使科学内部结构的研究能平衡地进行。

研究信息，首先要解决的是解码的问题。一本词典、一部语法书做到的是局部的解码工作。四十年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语句的层次分析，语义指向的研究，语气和口气的探讨等等，都属解码的范围。可是诸如此类的理解因素（interpretant）的分析只是解码的基础。至于这些因素的具体运用则体现在解码过程之中，在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国内外有些心理学家研究儿童理解句子的过程，有一定成果。他们发现儿童在理解句子时，往往不是依据整句所提供的全部信息，而是抓住其中少量信息，据以选择记忆中能与之联系对比的认知框架，从而推断句子的含义。比如他听到一个句子，里边有“人”，有“苹果”，有“吃”，不管词的顺序如何，都能理解其中的动作与施受的关系。总之，初级的理解过程不是从词到句有顺序地进行解码，而是动词的框架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不能说明成人的理解过程，特别是复杂句子的理解。我们的语法教学把句子作这样或那样的分析，但是我们还不能指出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对不同类型的句子的理解过程究竟有什么差别。

研究信息，首先要解决的是解码的问题。

可喜的是我们对语言信息的研究，已扩大了范围，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例如“信息噪声”的研究在我们的语言学中已占重要地位。过去人们以为只有在研究语音合成之类的课题时才须注意这种问题。如今认为语汇、语法方面都可能出现“噪声”。歧义（ambiguity）的研究属于这个范围。此外，信息量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曾借用物理学上的“熵”说明信息量。“熵”不是固定的量，它由许多因素决定。有没有规律可循？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动词的“向”（valence，或称为“价”）的研究属于这个范围。再如，信息类别的研究方兴未艾。通常把信息分为新信息和旧信息，关键在这两种信息如何在句子中体现。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这只是一般原则。“他是厂长”中，“他”是旧信息，“厂长”是新信息。“他就是厂长”中“他”是新信息，“厂长”是旧信息。指称和陈述也是重要的信息类别。在汉语里，有些词语专用作指称（如“方法”、“人民”），有些词语专用作陈述（如“谢谢”、“没有说的”）陈述有时变成指称（如“他的来”中的“来”），指称有时变成陈述（如“今天星期一”中的“星期一”）。此外指称可以分为定指和不定指，指称和陈述都可以有附加信息。经常用作附加信息的除了某些类别的词（如副词）之外，还有一些短语（如“高速度”、“大范围”、“小规模”）。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待深入探讨。

可喜的是我们对语言信息的研究，已扩大了范围，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

通常把信息分为新信息和旧信息，关键在这两种信息如何在句子中体现。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这只是一般原则。

（三）关于“继承”和“吸收”

继承和吸收都是为了发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继承和吸收都是为了发展，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四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提高鉴别的水平，必须弄清楚一些基本问题。

传统不等于陈旧；传统文化中有陈旧的，有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洋货不等于上品；外来文化有可取的，有不可取的。这就要求我们加以鉴别。四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提高鉴别的水平，必须弄清楚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在词类划分问题上，《马氏文通》问世以后，拿意义作标准。50年代的讨论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划分词类不能单纯以意义作为标准。然而意义在词类划分中占什么位置仍有不同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又如在辨认主宾问题上，通过讨论得出这样的共同认识：必须重视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在语法分析中，什么是形式？什么是意义？理解很不一致。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看法：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容和形式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而作为一定形式的内容，可以成为另一内容的形式。

科学上的类别有关系类别和特征类别之分。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容和形式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而作为一定形式的内容，可以成为另一内容的形式。如果采取这种观点，语法上的形式和意义的问题也许可以进一步阐明。

科学上的类别有关系类别和特征类别之分。打个比方吧：“丈夫”和“妻子”是关系类别，“男人”和“女人”则属特征类别。分析句子，西方很重视关系类别，如主语和谓语，述语和宾语等等，这种方法我们早已吸收了。然而把句子当作一种特征类别加以分析，却是我们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创造。今天常讲的“把字句”、“被字句”、“是字句”等等，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如何把句子中的关系类别和作为特征类别的句式融合起来，说明汉语特有的结构规律，这也是我们要予以重视的。

引进西方的学说，不是搬用他们现成的结论，而是借用他们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引进西方的学说，不是搬用他们现成的结论，而是借用他们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拿方法来说，有些方法适用于他们，不一定为我所用。有些方法是好的，我们要引进，可是也未必尽善尽美。必要时须加以补充修正。比如哈里斯的变换方法可以说明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可以区别同形异构，值得借用。他提出的变换原则是：第一，变换前后的句子组成成分不变；第二，各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相同。这里讲的意义关系相同，可以有不同理解。朱德熙先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提出“变换矩阵”，指出语义有不同层次。这是引进外来方法时加以补充修正的范例。

有一种看法，认为讲继承，应该是继承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语法学是外来的，无所谓中国特色，只能谈吸收、借鉴。这种看法不对。打个比方来说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西方产生的，我们把它应用到中国，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算不算特色？应该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科学领域内，我们的前辈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描写了我们的语言，解释了语法现象，这正是我们的特色，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即使是最早的著作如《马氏文通》，也有不少显示中国特色的地方。何况从治学的精神来看，那种务实的态度，那种坚持的作风，难道不正是我国语文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吗？

在科学领域内，我们的前辈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描写了我们的语言，解释了语法现象，这正是我们的特色，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参考文献

吕叔湘，1983，《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89，《语法丛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国宪，1989，《“动+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载《中国语文》第3期。

吴为善，1986，《现代汉语三音节组合规律初探》，载《汉语学习》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