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分类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实体类别、关系类别、特征类别

实体类别是根据事物特有的属性所归纳的类，如男人、女人属实体类别。关系类别是根据事物反映的关系所归纳的类，如丈夫、妻子属关系类别。在语言学内，也有这两种类别。语音中的元音、辅音属实体类别，音节的声母、韵母属关系类别。词汇中的单音词、双音词属实体类别，词根、词缀属关系类别。语法中的单句、复句属实体类别，主语、谓语、偏句、正句属关系类别。如此等等。

语法中的单句、复句属实体类别，主语、谓语、偏句、正句属关系类别。

关系类别中有一种普遍性较强、又能互相转化的类，这就是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

关系类别中有一种普遍性较强、又能互相转化的类，这就是自由形式和粘着形式。例如“人”和“造”是自由形式，“人造”却是粘着形式。“上”和“好”是自由形式，“上好”却是粘着形式。又如“规”和“模”是粘着形式，“规模”却是自由形式。“范”和“围”是粘着形式，“范围”却是自由形式。“规模”、“范围”和其他自由形式相结合，又可以成为粘着形式，如“大规模”、“小范围”。成语是自由形式，它的结构成分不一定是自由形式。如“一叶知秋”中间包括两个粘着单位，“善始善终”全是粘着单位组成的。句子也有自由与粘着之分，如“客来了”、“下雨了”是自由形式，“来了客”、“下了雨”是粘着形式。

任何类别都包括一个一个的对象。类是一般，个体对象是单一。单一归入一般，总要舍弃一些特有的属性。在舍弃的内容中，也可能还有并非只是个别对象所具有的东西，于是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一类，这就是特征类别。例如动词性谓语句是一般的类，而“把字句”、“被字句”则属特征类别。显然，离开了动词性谓语句就无所谓“把字句”、“被字句”。特征类别的前提是它必定隶属于某一大类，否则就会认为出现“把”或“被”的任何句子全当作一类，那就无法说明结构规律了。

语法上的特征类别须具有结构上的特点。比如方位词是名词中的特征类别，它的特点并不在表示方位。名词中如“近旁”、“侧面”、“尽头”、“身边”等都表示方位，可是它们不属方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具备方位词的结构特点。方位词又叫后置词，介词则是前置词。方位词和介词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有“附着性”。词与词结合，构成各种各样的短语，一种是组合关系，如主谓、述宾、偏正、联合之类，另一种是附着关系，如介词短语、的字短语等等。附着关系之中是不能插入任何虚词的。“学校近旁”、“马路尽头”是偏正短语，当中可以插入“的”。“桌子上”、“校门外”、“长江以南”、“田野之中”都不是偏正短语，是方位短语，当中不能插入“的”。由此看来，单纯方位词后边加“边”、“面”、“头”的，如“前边”、“西面”、“外头”等等，应归入一般名词。“屋子前边”、“上海西面”、“教室外头”之类当中都可以插入“的”，它们是偏正短语。

语法上的特征类别须具有结构上的特点。

方位词和介词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有“附着性”。

单纯方位词后边加“边”、“面”、“头”的，如“前边”、“西面”、“外头”等等，应归入一般名词。

（二）分类的基础、标准、多标准

事物的类别总有客观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成为分类的标准。例如人的性别有生理基础，男人和女人就是以此为标准划分的。可是有些类别并非完全依据基础来规定的。例如人的国籍有生活的基础，可是划分的标准却另有规定。在语言方面，也常有基础和标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在语言方面，也常有基础和标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英语的名词有单数、复数的区别，这当然有客观的依据，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有单一与多数的区别的。可是“纸张”（paper）只有单数，如果用上复数（papers），指的却是“文件”了。在我们心目中，“眼镜”、“剪刀”、“天平”都有单复之分，可是英语里只有复数，即spectacles, scissors, scales。

俄语名词有性的区别，这当然与生物的性别有关。可是非生物又有性的区分，如“钢笔”（ручка）是阴性，“铅笔”（карандаш）是阳性；“书”（книга）是阴性，“词典”（словаръ）是阳性；“报纸”（газета）是阴性，“杂志”（журнал）是阳性。这就与生物的性别无关了。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俄语的名词的性与生物的性毫无关系，生物的性是基础，但并非标准。

为什么在汉语里，划分词有很多困难，但划分语素却十分容易？为什么在一些印欧语里，情况恰好相反，划分语素比较困难，而划分词却十分容易。关键在划分的标准。词这个语言单位当然有口语的基础，可是划分的标准却是书面上的连写习惯。我们还没有分词书写的习惯，所以缺乏统一的标准，划分起来自然会各行其是。我们的习惯是分语素书写，所以划分语素十分容易。在外语里，常有这种情况，原来不连写的两个单位（如earth和quake），人们认为是两个词；后来连写了（如earthquake），人们就认为是一个词。这也说明基础和标准不完全是一回事。

词这个语言单位当然有口语的基础，可是划分的标准却是书面上的连写习惯。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当然有各自的意义基础，可是意义并非区分词类的标准，区分词类的标准是功能。我们常常看到区分词类时，把意义和功能并列的情况。不妨这么想：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如果完全一致，为什么不采取单一的标准？如果不一致，产生了矛盾又如何处理？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当然有各自的意义基础，可是意义并非区分词类的标准，区分词类的标准是功能。

多标准的使用有时是必要的。

当然，多标准的使用有时是必要的。例如：“能带宾语或动量补语的是动词。”这里用的是两项标准，它们不相矛盾，也不完全重复，而是互相补充，以便划定动词与别类词的界限。

正因为基础和标准不是一码事，所以，不同的类也可以有相同的基础。例如我们以逻辑关系作为分类的基础，复句中却有这么两类：

正因为基础和标准不是一码事，所以，不同的类也可以有相同的基础。

第一类，表示充分条件的，常用的关联词语是“只要……就”，“如果……就”。

第二类，表示必要条件的，常用的关联词语是“只有……才”，“如果不……就不”。

可是用“只要……就”和“只有……才”的句子也有相同之处，它们都说明某种假设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某种情况，属事理范围，而不是逻辑基础。有人把上述四种句子归为两类，即把使用“只要”和“只有”的归为一类，而把使用“如果”的归为另一类，这是根据事理标准的划分。把前者称为“条件复句”（包括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把后者称为“假设复句”（非逻辑标准），至少在名称上不太合适，因为使用了的标准是不相同的。

（三）功能类、形式类、零形式

人们一听到“创造发明”，便认为这里的两个词是并列的；听到“创造条件”，便认为词和词之间有述宾关系。这种不自觉的反应是怎样形成的？有人以为这是词义决定的，其实不尽然。词义在辨认词与词的关系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通常的情况是，首先得认定可能选择的范围。比如“管理”后边接上“学校”、“工厂”、“条例”、“方式”等等，可选择的范围限于述宾或偏正。在这个范围之内，语义就起决定的作用了。选择范围的形成是基于语言单位的功能类别，主要是词类，也包括短语的功能。

选择范围的形成是基于语言单位的功能类别，主要是词类，也包括短语的功能。

人们听到一个词就会不自觉地把它归入某种功能类别，这是一种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是结构成分替代的结果。

表达功能类别的形式，主要是词的分布位置，而不是词形变化，即使在印欧语言中，也是如此。

人们听到一个词就会不自觉地把它归入某种功能类别，这是一种条件反射，这种条件反射是结构成分替代的结果。在有词形变化的语言里，常有词的形式来表示功能类列，如英语名词的复数用-s、-es等表示。可是说到底，这些形式标记（formal mark）离开了它们所表达的功能，就毫无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功能类别的形式，主要是词的分布位置，而不是词形变化，即使在印欧语言中，也是如此。功能类也可以称之为形式类（form class），这里的形式应当理解为功能替代的形式，这种形式从形式对比（formal contract）中可以看出。例如下列句子有相同的改写形式。

（1）他走过来同我握手。→他走过来，他同我握手。

（2）我抬起头来看了一看。→我抬起头来，我看了一看。

（3）小李在城里读大学。→小李在城里，小李读大学。

从对比中可以认为这几个句子的模式（pattern）相同。相同的模式中相应的语言单位有相同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属同一类别。上边的“走”、“握”、“抬”、“看”、“在”、“读”功能类别相同，都是动词，上边的句子属连动句。下边的句子的模式却两样：

（4）小李在星期天动身。

这个句子不能改写为：“小李在星期天，小李动身。”其中的“在”不是动词，而是介词。

功能类别是在对比中确认的，而确认功能类别的同时，可以发现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例如认定英语中有一类叫名词，同时可以发现单数名词是无标记项，而复数名词是有标记项。在有标记项中可以有多种形式标记。英语复数名词中除了用词尾或内部语音变化作为标记之外，又有少数复数名词与单数同一形式，如deer（鹿）、fish（鱼）、sheep（羊）。这就是所谓零形式。零形式属于形式标记之一，自然是在有标记项之内的。不能认为无标记项是零形式。比如有人说“零形式”就是“无形式”，这个说法不够严密。在数学上，“零”又是数，因为它占有位置。在音节分析上，“零声母”又是结构成分。语法上的“零形式”当然也不等于无形式。

功能类别是在对比中确认的，而确认功能类别的同时，可以发现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

语法上的“零形式”当然也不等于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