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
一
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东北的葬礼准确来说，应该叫集体参观火化。没有眼泪，没有致辞，没有人被允许说，死了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死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彻夜不眠，想着第二天都会来什么车，谁给车扎花，谁去给井盖铺纸，谁在灵车上向外撒纸钱。若死者有儿子，这个儿子就要想想怎么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顺当。若是碎得不够彻底，亲戚们便瞪起眼，觉得你耽误了行程，让他误了一班车，还要捡起来，重新摔过。我便亲眼见过有人摔来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边说：你妈还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捡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个稀里哗啦。
参加的人也要起个大早，通常是凌晨五点左右。车队要排好，瓦盆一碎，灵车的司机就斜眼瞧你，你塞给他三百块钱，他就马上喊道：起灵！这种人通常声若洪钟，两个字在黎明里荡开去，好像要让街上漂浮的游魂让路。若是塞给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样，叨咕一声：起灵吧。之所以这么早就要出发，是为了赶那第一炉，其实早没有什么第一炉，不知道什么人正赶在焚尸炉建成那一天死掉，获此殊荣，之后的第一炉，无非是那天还没有炼过人罢了。这浅显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还是要争那第一炉，似乎凡事都要有个次序，然后争一争，人们才能安心。
我爸葬礼的前一晚，我的睾丸突然剧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阵子一直在医院忙着，没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万不要灭了，自己披上大衣，钻进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走进我家对面我爸去世的医院，躺在一张发黑的床单上，脱下裤子，让大夫把我的睾丸捅来捅去，看看这两个一直带给我快乐的东西，这天晚上怎么了。大夫是个男人，手却很细，好像在挑水果，他说：大小一样，应该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吗？我说：不正常，家里有事，没过性生活。他说：之前正常吗？我说：听人家说不正常，时间有点长。他说：没事儿，我看。说着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里面有点锈。他话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点也不疼。诊室里的电子钟指着四点四十五分，我提上裤子从床单上跳下来，冲着大夫鞠了一躬，然后跑回家里。车队已经就位，我从车队的尾巴跑向车头，亲戚们已经在院子里站好，我妈站在灵车边上，她从兜里掏出黑纱，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烧纸已经放好，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司机及时拉了我一把，递给我一盒火柴，于是我用火柴把烧纸点燃，看它们冒出黑烟然后化为灰烬。我吸了口气把瓦盆举过头顶，这时突然忘了台词。我妈在我身边轻轻说：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个粉碎，好像是见了风的木乃伊一样，灰飞烟灭。她塞给司机三百块，司机声嘶力竭：起灵！
然后，我看见安德烈，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时候一样，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课。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姓孙，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们发现对她来说，生于和平年代是个不小的失误。当老师，对于她是屈才，对于我们是有点过头了。当时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尘，好像刚刚爬过几座大山赶到此地，说：你们应该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们，一定是我这些年教得不赖，我有办法治他们，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回来看我的，我不难过，他们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们都是好学生，都是考上来的，我不想管你们，我太累了。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们，好像在确定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大部分人都投去听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东北的教育体系中诞生出一种择校制度，堪称深刻洞察家长学生心理的伟大发明，即是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基本上都是如此，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区别开），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所以又叫九千班。不过就算九千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家的这笔钱便是东拼西凑的），可几乎所有小学毕业生都会试图报考这样的学校，谁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别人从身边跑过去呢？我们当时的班级便是甲乙丙丁四个九千班里的丁班。
孙老师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孙老师指着他，说：你，起立！他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脸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难为情。孙老师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安德烈。她说：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到前面来，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他走出来，我们都笑出声，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极长的挎篮背心，下摆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两条光溜溜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旧球鞋。他走到前面，说：老师，没有粉笔。孙老师从讲桌里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把粉笔掰断，一大半还给孙老师，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趴在黑板上写：安德烈。字极难看，却写得极大，结果把难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点水，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写完最后一笔，粉笔刚好用完，“烈”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孙老师翻开点名册，说：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他说：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没关系。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安德烈却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说：安德舜，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他说：周总理。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说：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我就让你父母来赔！以后考试，你要敢写安德烈，我就给你零分，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听明白了吗？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老师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安德烈摇摇头说：没有。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说：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你让我把字划掉，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可如果划掉，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我穿是觉得凉快，如果你让我脱干净，那不是更难看，我不是更凉快了吗？
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定格为苍白，她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说：嗯，和你一样。她顿了一下说：以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数，说：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块钱。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就说：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来。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刚刚坐下，她说：全体起立。他又站起来，用手撑着桌子。她说：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个儿站好，今天排座位。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两列，一个个对好。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你先等着。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挨着教室的后门，对安德烈说：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里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搞座位轮换，也没有能够拯救他。刚上初三就有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儿女长得个大就坐在后面不公平，个大本来是好事，这么一弄倒成了歧视。那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纷纷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先天就遗传父母的近视，其他生下来时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来。一方面是课上的内容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来越小，有些老师不会安排空间，上来先痛痛快快地写几排大字，写到第二块板子，发现写不完，字就骤然变小，到了最后，简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样，刻出白色的一小团，整个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张视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听说有几个女生经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还能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是孙老师告诉我们的，她说：睡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后来其中一个叫作于和美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把脑袋放在地上，老师开始以为她在捡东西，看她迟迟捡不起来，说：于和美，先听课。她轻轻地说：老师，我觉得，不是，我猜，我的脑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来，控一会就好了。老师觉得不妙，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只见她的鼻孔喷出两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顶上天空一样。第二天孙老师告诉我们，她是先天脑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们可不信这个，至少不信先天两个字。况且供血不足，血怎么还会从鼻孔汹涌而出呢？当然像于和美这样脑袋一度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实在是太少的人会相信不睡觉也能好好的这种话。所以一些大个子的家长，当然是那些能和老师说上话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儿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个儿每天就在黑板底下听课，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随时都在视野里，就提出班里的座位应该轮换，每周一次。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通常还是民主的，马上就轮换起来。可安德烈从来没有轮换过，除了初一下学期，也从来没有过同桌，他就像一颗钉子，被老师钉在后门的窗户底下，然后锈在那里。
不但是老师希望他坐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学期的一天下午，班里自习，大家正乱作一团，汪洋说马立业前几天从他那拿的一本《灌篮高手》一直没还给他，马立业说是被汪海拿走了，当时他告诉了汪洋，汪洋说知道了，可现在看来他不知道。汪海说他是从马立业那拿过一本《灌篮高手》，可不是他们说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发现原来第二十六集也没了。他就说先不要说第二十五集的事儿，把二十六集还给我，汪海说在家呢，然后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没劲，也不知道三井的那个三分球进没进，马立业叫起来说，不对，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儿。大家便开始热烈地讨论三井，大多数人认为三井是那套漫画里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正在愣神，班里出现了整个下午唯一一刻短暂的寂静。门开了，孙老师走进来，看见每个人尚未合拢的嘴，有的是因为话还没有说完，有的是因为惊讶，她也惊讶得把嘴微微张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惭愧地笑了笑说：你们学会听声了。说完扭头走了。我们看向安德烈，他正拿着圆规在桌子上刻东西，那张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经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当然还有周总理，不知道这回他刻的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耳朵灵吧，我相信大多人当时都这么想。
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谈论《神雕侠侣》里的尹志平是不是该死，马立业正在大讲守宫砂的科学依据，当时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播得正热，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头的痛楚。安德烈说：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就好像听见长官说立正一样，马上用眼睛盯着眼前的书，桌子上没有书的就从抽屉里随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时间大家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坐禅一样宁静。没有脚步声，门开了，孙老师穿了一双运动鞋走了进来。她这次看见的不是微张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后脑勺。我用眼角余光看见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忆哪里出了问题，就像电影里被共产党员戏弄的特务。最后她说：把书包交上来，考试。看来她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枪毙俘虏。
考完之后，我们向安德烈走过去，虽然他害我们多挨了一场考试，可我们更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像雷达一样神奇。他从桌膛里掏出一面镜子，已经破了，被人用透明胶粘起来，上面的人影好像脸上有疤。他说：这条走廊宽两米半。大家点头，好像都去量过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头上的窗子，说：这块玻璃离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几乎和孙老师一样高，现在是十月份，下午两点到三点阳光和地面的角度应该是四十五度多一点，可以认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们全部傻在当场，又掏出一张草纸，上面写着几个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样。他说：我的书桌离地面八十三厘米，好，有了这些值，我把镜子放在距离我胸口三十五厘米，距离玻璃七十五厘米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教室在这条走廊的尽头。他抓起背心的下摆擦了擦鼻子继续说：所以孙老师要是想搞突然袭击，只能从东向西走过来，她又戴眼镜，你们知道她戴眼镜吧？我把镜子摆好之后，只要她不是故意贴着墙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轴线或者中轴线靠右，在她距离后面这块玻璃……他看着我们，没人回答，他失落地说：三米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镜反射的光。我们惊讶了一会之后，汪洋说：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后我们像逃兵一样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个属于他的哨岗上。
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成绩越来越差。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儿，或者说，为了和这看不到边的苦闷生活作对，我选择爱上一个女孩儿，然后成绩就自然而然地差起来。现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样子，其实在当时我也经常想不起她的样子，那时却被一种爱的感觉彻头彻尾地征服。我挨了很多次打，当然是因为成绩的原因，我爸妈无法理解花了九千块钱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学校，我竟然成绩突然不行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诈骗。我对自己是很理解的，因为我知道小时候那些所谓的优异成绩，只是比同龄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脑。而在其他方面我则更晚觉悟，而我现在已经觉悟，至于大脑，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了那个我现在已经忘记的女孩儿，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来都无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时分，爬过学校的围墙，用准备好的晾衣杆捅开窗户，跳进教室，为她整理桌膛。把她前一晚随意扔在桌膛里的书，分门别类摆好。然后坐在她的椅子上，想象再过几个小时她坐在上面的样子。这样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尔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齐，她才不会起疑心。
就在这种爱最炙热的时候，或者说，就在这种爱冷却之前，我们开了政治课，那是初一下学期。
政治老师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却还没有结婚，长得像是三十几岁，爱穿花衣服，脸也经常抹得如同墙皮的颜色，走起路来喜欢扭屁股，忽左忽右，好像在和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人跳舞。她姓宋，我们都叫她“宋屁股”。听说她年轻的时候美得可以，不光是屁股，哪里都好看，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历史老师告诉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一个男人，是我们学校里唯一打着领带上课的老师。他上课的时候不爱讲历史，说历史书太脏，经常撇着嘴说：秽史啊，秽史。他专讲宋屁股，讲宋屁股的历史。他说宋屁股下乡的时候没有书看，身边只有一本字典，就天天背字典，吃饭睡觉下地干活都背，后来就精神出了问题，说简体字越看越不像字，这话传出去，她就成了那个公社里最年轻的反革命。但是也有人说她的精神病不是因为背字典，而是因为公社书记。我们问：公社书记？他说：你们不懂了，讲也白讲，反正她是她那一批里最晚回城的，回城之后，精神病就好了。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和政治，历史课和政治课实际上是摆设，只有半学期，上完就可以把书卖掉。历史老师深刻地领会了他事业的精髓，把历史课变成了政治老师的历史的课，一到他的课，我们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那时候老师们都喜欢扮作上帝，我们也没有觉得如何不对，可突然有一个上帝愿意讲另一个上帝的八卦，我们便趋之若鹜，觉得没有任何一门课能和历史课媲美，就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在我们的眼里根本不能和宋屁股的历史媲美一样。
一天我又早早到了学校，去给她整理桌膛。我把晾衣杆伸向窗户，却没有碰到玻璃，退后几步才发现窗户已经开了，一定是劳动委员隋飞飞前一天晚上忘记关了，我想。我扬手把晾衣杆扔进教室，做了一个简短的助跑，上了窗台，等我落在教室里的时候，我发现教室有一个人，在清晨的黯淡曙光里，我认出她是宋屁股。
她看见我的惊诧不次于我看见她的惊诧，我们面对面惊诧地站着，屋里像是没有人一样安静。她的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站在她的书桌边，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包着生物书的书皮。可我认识这本书，它十分容易辨识，除了厚度比生物书厚出三分之一，从侧面看，有一排书瓤已经发黑，那是描写尹志平迷奸小龙女的段落，上面留下了很多人手上的汗渍。从她的表情和姿势看，如果我没有突然跳进来，她应该会把《神雕侠侣》放进编织袋里面去。我突然想起来汪洋丢失的《灌篮高手》第二十五集，安娜丢失的《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之后马立业的《幽游白书》也不见了一本，许可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找不到那本《血字的研究》了。这些书本来就不应该拿到学校来，如果向老师报案就相当于自首。她首先停止了惊诧，把“生物书”丢进了编织袋，然后她站直了身体，编织袋在她的手里显得有些分量，看来她是沿着走廊一路摸过来的，我们的教室是她今天的最后一站。她向我走过来，把编织袋敞开，说：挑一本。里面五颜六色，我想找到那本《神雕侠侣》，结果却抽出一本《第三军团》。她笑了笑，很自然的笑，好像是我做错事，她在施舍我，说：有点眼光，这本不错。我扔回去，把脑袋伸进编织袋，翻出那本《神雕侠侣》，放回她面前的桌膛。她把编织袋拉上，说：我这些书是要交到德育处的。我在椅子上坐下，没有说话，然后我听见她跳了出去，轻盈地落在地上，之后我一直在想，她是怎么跳出去的呢，穿了那么一件紧身的裙子，我当时真应该回头看她一眼。
上课铃响起的时候，刚才那会儿的沉默和狐疑已经过去，毕竟因为我，她今天没有得逞。也许我应该向班主任报告，可如果我告诉孙老师今天清晨在教室里发生的事情，首先要说清楚我大清早跳到教室里干什么。我来干什么呢？睡不着觉跳进教室来一场大扫除？还是我一直在暗地里调查我们班的课外书失窃案？况且宋屁股长得又不那么难看，曾经还因为书或者其他什么事得过精神病，只要她被我吓到，以后不偷就好了，而且一想到我要站在孙老师面前举报另一人，我就为自己感到恶心。我刚刚想到恶心两个字，孙老师走进教室说：李默，早自习不要上了，给我出来。
她进了办公室坐下，说：你书包呢？我一惊，想起来刚才在座位上，椅子怎么那么宽敞，可以动来动去，原来是书包没在屁股后面。她从办公桌底下的阴影里把我的书包拽出来，说：你小子真行，给我打开。我看见我的书包已经变了形，好像一只吃多了的胃，无须我动手，书包的盖子已经自己弹开，里面的书掉出来，教材都还在，只不过被压在最下面，上面的一层是《第三军团》《基督山伯爵》《窗外》《萧十一郎》。她说：捡起来。我把这几本捡起来，她拉开抽屉，我把它们放进去。她推上抽屉说：你要不是傻一点，我还真发现不了是你把这些东西带到班上的。她得意得好像眼睛要掉出来，说：你把书包落在走廊，我要是不捡，你说，是不是对不起你？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跳进去的时候，书包落在走廊里，宋屁股跳出去的时候，发现我的书包，就把我们班的书放进去，她以为我马上会把书包拿回去。可我当时正在疑惑和恍惚中，完全把我还有一个书包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孙老师黄雀在后，我就进了她的办公室，书也进了她的抽屉。
宋屁股并不是要害我，她是希望我拿回属于我们班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早晨的事情忘掉，可她却真把我害惨了。
孙老师的处理方式除了把那几本书留在抽屉里，还让我把桌子搬到安德烈旁边。她说：从现在开始谁犯了大错，就去和安德舜同桌，什么时候你考了年级第一名，我再把你调回来。这明摆着是要我和安德烈一起坐上三年。我抱着桌子搬过去的时候十分沮丧，其实这样的发配和打击我早已经不放在心上，像我这样成绩不好，又有些内向的学生，每天经受的侮辱和打击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铸就毫无廉耻心的免疫系统，就算我看不见黑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看见了不也和没看见差不多，还少了一个堂皇的借口。让我沮丧的是安德烈是我们班里最脏的学生，好像是一个年轻的乞丐溜进了我们的教室旁听。冬天他穿的棉衣上，有一层发亮的油渍，整个人像是一面镜子，走到哪里都有光线在他的身上折射到四面八方。他的身上有一种发霉的味道，不知道是衣服还是他的身体，总之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腐坏，经过他的身边就像是经过一个小型的垃圾场，尤其是在一个人的视力正在减退的时候，他的嗅觉就变得特别灵敏。
我搬过去的那天下午，第一堂课是政治课，安德烈并没有对我表示欢迎，也没有表示抗拒，只是把他的书桌向旁边靠了靠，使我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趴下睡觉。我没有睡，而是坐直了等着宋屁股扭着屁股走进来，我没有胆量走过去告诉她，虽然你害了我，可还是感谢你把那些书留下，我不会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我只是想平静地看她一眼，也许她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可是走进来的却是打着领带的历史老师，他说：宋老师今天有事，她的课窜到下周，大家把历史书拿出来，今天我们讲……他把自己的书翻开，试图回忆起他这门课的进度……第一章，人类的起源。我正在惊奇他为什么没有讲宋屁股的故事，他已经开始朗诵课文，“人类的曾祖父是一种相貌丑陋，毫无吸引力的动物。他五短身材，比现在的人类要矮小得多”。我无法集中精神听关于人类的曾祖父的故事，第一是宋屁股本人的和在历史老师口中的双重缺失让我很焦虑，我一直不知道原谅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原谅别人的权力，被原谅的对象又不见了，要下周才能出现，这一周的时间让我心头的原谅安放在何处？第二，安德烈一直在旁边小声说话，自言自语，我有几次差一点就听清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听清。在快要下课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说：哎，你在那叨咕什么呢？他看了看我，说：他讲得不对。我说：他讲什么了？他把自己的书挪过来，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出油，竟然连历史书上都是油渍，他指着其中一段说：书上说，人，他指了指我俩，就是我们这样的，是从猿也就是一种大猴子进化来的。我说：啊，动物里也就它们和我们最像了。他说：你去过动物园吗？我说：没有，听说过。他说：我也没去过，但是里面肯定有猴子对吧。我说：对，咱书上画着呢。他说：动物园这玩意，他拿出一个小本，是一些报纸的碎片，用线缝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沓钱。报纸上写，动物园这玩意已经诞生了几百年，怎么没有一只猴子进化成人，不说动物园，有人类之后，森林里的猴子也没有跟着灭绝啊，那些猴子怎么到现在没有一只像咱们这样，能写能算，还能坐这儿听课呢？我顿时被问住，但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让他在猴子和人的领域遥遥领先于我，我问：那你说，人是从哪来的？他把报纸片放回他的灰色大衣里，说：有人说，人是上帝造的。但是这个问题无法证明，你既无法证明人是上帝造的，也无法证明人不是上帝造的，我也觉得人应该是被造出来的，但是不一定是上帝，谁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忽然灵光一现说：人不是从宇宙里来的吗？我的意思是先有了宇宙，才有了人，对不对？他说：宇宙是谁造的呢？我投降了。我说：你赢了，我们是人造的。他摆摆手，说：不对，不对，我只是觉得，也无法证明，我只能证明他们不对，从逻辑上，可也无法证明自己对。我说：别跟我说逻辑和证明，上次数学考试我考了三十几分。他说：我也是，你三十几？我三十二。我说：比你多两分，你那镜子整得多牛逼，怎么数学考这么少？他听我问起，马上把那次的考试卷子翻出来，指着第二题说：这道题其实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定理，但是我在算的时候，发现这个定理有些不够，怎么说的，有点啰唆，我就想把它弄短一点，我又得证明短了之后的定理和原来的定理其实是一样严密的，你懂吧，严密，结果呢？他兴奋地搓着手，说：考试的时间就过去了。我看到他的卷子上，抬头处写着蚯蚓一般的“初一丁班安德烈”，第一题是满分，第二题的运算占满了卷子剩余的所有空间，结果是零分。看来，他是把还有其他三十几道题这件事情忘记了。我问：最后呢，你的定理怎么样？他高兴地说：错了。原来的表述，应该是最完美的。
我和安德烈真正成为朋友是因为足球。
初一下学期的冬天，迟迟没有下雪。就在那个冬天，雪把地面覆盖之前，我开始懂得了一点踢球的窍门。足球来到我脚下之间，我能听见自己兴奋的呼吸，我的所有神经都把灵感传导到脚上，髋和脚腕随时准备把这只皮球控制得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球的旋转，我发现要想让球听你的话，就要让它在你的脚底下旋转起来。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可以带球的时候不用低头看它，让它自如地在我脚下打转，然后观察我的队友正在什么地方奔跑，对手正在从什么方向向我赶来。我热爱带球，就像一个婴儿热爱妈妈的乳头那样，无时无刻不想把它衔在嘴里。我讨厌传球，就算是所有人都向我扑来，而我队友已经排列整齐站在对方的面前，我也会勇敢地选择独自把球从所有人中间带出来，绕过队友，送进对方的门里。这也许是我那时生活中仅存的快乐。可当时我忙着把球踢得更加精湛，根本没工夫想到这是快乐，在我的生活已经全面褪色的时候，足球成了我紧紧抓住的色彩，我妄想，在这个操场上重新成为英雄。
当时很多人讨厌和我踢球，因为他们会闲下来，除了向我吆喝着希望我把球传给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有几次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已经近乎于哀求：李默，传啊，传给我！我无动于衷，继续让我和我的足球舞蹈。有一次足球从我的侧面飞来，我用脚内侧把球轻轻停在半空中，它像一只陀螺一样在那里旋转。两个人站在我的身边，他们同时伸出脚希望把球踢走，我把身体从他俩之间穿过，在他们以为我忘记了球已经在我身后的时候，我用右脚的后跟把球磕过两人的头顶，侧身把球抽进球门。我记得所有人都愣在那里，发出难以抑制的惊呼。
安德烈也是在那个冬天开始学习踢球，马上陷入痴迷。和我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后卫。可是他天生骨头僵硬，两条腿跑起来就像操场上谁在搬一条两条腿的凳子。而且他的运动神经明显不如他的理科神经发达，经常是球到了近前，露出惊讶的表情，好像是在想，咦，它是什么时候过来的？然后两条腿像是骑自行车一样，一通乱蹬，把球蹬出去。可他的脚却硬得像是石头一样，经常把球踢过围墙，如果你不小心被他蹬上，一定是一个疼痛难当的下午。他经常因为踢人惹事，因为他踢了人之后自己毫无察觉，对方在地上打滚的同时，他已经冲着球追过去，抬起一脚把球踢远，有几次不小心踢在倒地的人脸上，估计对方一时不知道腿和脸哪一个部分更疼。等人家爬起来揪住他，他还无辜地说：不是我，你弄错人了，踢了你，我一定知道的。
就在那次我把球从两人的头顶勾过之后，我坐在球门里，脱下鞋子，看着别人把手伸出围墙的栅栏买水喝，心里盘算着谁能让我喝一口。他坐了过来，也脱下鞋子，空气马上变味，他的袜子已经臭得发干，我相信如果脱下来，可以像两只靴子立在地上。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脚，我吓一跳说：你干吗？他说：你怎么踢得那么好？就是刚才，你怎么能，就是那么一踢，你怎么能想到那么一踢？我说：哪有工夫想，就是随便一踢呗，我还会别的呢。我把球抱过来，穿着袜子把球颠过头顶，等球快落到膝盖附近的时候，用脚把球在空中一带，球像被抽了一鞭子转起来，然后稳稳地落在我的脚面上。他瞪大眼睛说：你的脚上怎么像是有胶水？我把球踢给他说：你试试。不难。他站起来，我说：你踢球的底下，落下来的时候像我那么向旁边一带，画一个半圆。他照我说的，结果一脚把球踢过了围墙，落在一位卖水的老太太的车上。老太太马上在墙那边骂起来：谁踢的？是不是丁班那个小傻子？迟早有一天我得让你踢死。他抱着球回来的时候说：我不行，我的脚法不够黏。
从那天起，无论什么时候踢球，他一定要和我在一边，他说：你上去，上去，过他们，我给你当后卫。他给我当后卫的方式除了把球踢出围墙和把对方踢倒在地之外，就是一定要把球传给我。在他逐渐掌握了长传球的技巧之后，这一特点变得尤为明显。他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经陷入重围，或者根本没有准备接球，有几次我稍一溜号，球已经飞到我的脸上。同伴们后来也逐渐发现了他这一癖好，看他要传球的时候就喊起来：安德烈，还有我们呢。这样的话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的眼睛里只有我这一个队友，足球对于他来说不是十一人制的，而是两人制的，就像是乒乓球里的双打。最可气的一次是我已经坐在场下，我刚刚扭了脚，他的球还是朝我飞过来，我狼狈地趴在地上把球躲过，然后一瘸一拐地把他拉出来，说：你传给我之前，能不能先看我一眼？他说：我看了啊，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传到哪？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得看一眼我是不是方便接球。他说：我怎么能知道你方不方便？我想了想说：如果我也看你，我就是方便，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他说：我听你的。从那天之后就变成，如果我不看他，他就把球踢到界外去。
在我和他成为朋友之后，政治课换了老师，来了一个嬉皮笑脸的胖子，走进教室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这课没什么用，该睡睡会，都挺累的，但是我还是得讲，不讲不好，你们睡你们的，咱们谁也别耽误谁。上了初二，政治课取消，我还是记不住这个老师姓什么，我只记得那个宋屁股，她为什么不来了，没人告诉我们。我便说服自己，她一定是有了更好的出路，不用在这儿讲没人听的政治。我不敢相信她的离去和那个早晨有什么关系，我宁愿相信她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孩子的原谅，她一定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想起过我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孩儿，也没再给她整理过桌膛，我竟然在对宋屁股的等待中不知不觉把她忘记了。永远忘记了。
二
上到初二，我的朋友安德烈成了围墙里最著名的人。
初二开学的时候，学校的升旗仪式有了些变化。之前的一年，柳校长（虽姓柳，此人长得又高又壮，且十分挺拔，一点不像柳树的样子）要求，每周一都要有一个班级派出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女孩儿，戴上白手套，穿上特制的白色制服，在国歌声中把国旗升上天空。在国旗飘扬的时候，柳校长走出来，和升旗手亲切地握手，大约持续五秒钟，然后拿出一个名单，宣布上一周都有哪几个人打架，买零食，早恋，上课看课外书，然后进一步指出这些人的哪几个是警告，记过还是留校察看。我们这个年级一共只有甲、乙、丙、丁四个班级，加起来不到二百五十人，那些出色的挺拔的漂亮的女孩儿在初一的时候已经轮番走上升旗台，有些人在升旗台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次。也许柳校长觉得他已经看够了，于是到了初二，他决定自己亲自升旗，所以每个周一，我们都会看见他穿着特制的白色制服，戴着白手套，把国旗升上去，然后为他鼓掌，以表示我们知道他辛苦了，希望他能注意身体。之后他取消了宣布处分决定的环节，这个环节变成了一张大纸，贴在教学楼的外墙上，不单是周一，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取而代之的是讲演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要轮流上去讲演，按照学号的顺序，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毕竟那时候女孩儿的身体和容貌经常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难以置信的变化。
我们班的好几个人从此变成了讲演高手，每一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经典腔调。隋飞飞讲演的开头通常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我从来没向别人说起”，然后中间便是自己默默地帮助孤寡老人或者偷偷为班级修理坏掉的桌椅，结尾一般写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正在角落里，甜蜜地笑呢”，整篇讲演稿笼罩在一种鬼鬼祟祟的氛围里，好像她干的好事如果被人发现，她就要杀人灭口。于和美的风格是情绪饱满，从上台的第一句话开始，眼里就饱含泪水，好像随时可能扑在柳校长身上号啕大哭，讲的故事一般和希望小学有关，因为她曾经给希望小学捐过一件崭新的棉衣，然后被邀请去学校参观。捐棉衣的当天她妈妈错把新棉衣当作旧棉衣放在了袋子里，她稀里糊涂地交了上去，等老师发现之后表扬她，她哭了。她讲演的结尾一般是“看见孩子们的笑脸，看见她们穿着我的崭新的棉衣，穿着单衣的我，突然觉得无比地温暖”。这时她眼睛里的泪水便会配合着“温暖”两个字流下来，非常准时。高杰则高级得多，他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个天生的顺民和讲演者，声音浑厚，手势有力，他的特点是善于引用诗词歌赋和名人名言，毛泽东和辛弃疾是他使用得最多的两个诗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我就听过两遍。一次正赶上把他养大的外婆去世，他讲演的第一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音调有些哀伤。可中间的内容却不是思念，而是外婆之死对他的激励，最后他把手放在升旗台的栏杆上：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激昂的情绪重又回到他的眼睛里。
安德烈登上升旗台那天，谁也没有防备他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早晨。他掏出讲演稿的时候，柳校长在旁边马上皱眉，他要求所有人都是脱稿的。他把讲演稿在手中翻滚了几遍，找到了开头，念道：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下水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同学们，它之所以不是方的是因为……所有人笑得东倒西歪，我笑得蹲在地上，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在笑声中，他没有停下来，而是镇静地朗诵着：圆形的直径是圆周上任意两点的最长距离，你们知道，井盖如果掉下去，一定是两点之间的距离小于那个窟窿……柳校长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井盖掉不下去，是因为底下有东西卡着。安德烈摇摇头：你肯定没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一个几何问题，不是一个东西卡着的问题。柳校长原来是一个体育老师，几何问题离他实在太遥远了，他说：你是故意扰乱升旗仪式的秩序。安德烈说：我在发表演讲，是你打断我的。校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了一会说：下周演讲还是你，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回去向你们班的好学生学习，要讲得深刻，孙老师？孙老师狼狈地从队伍里走出来，他俯视着孙老师说：如果这个学生下周讲得不好，我再找你谈。
孙老师的对策除了把安德烈骂得狗血喷头，说他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祸害，是害群之马，是腥了一锅汤的臭鱼之外，就是让高杰当他的老师，手把手地辅导他，她还暗示高杰可以替他把稿子写好。那一个星期，安德烈的草纸上写满了毛主席诗词，他好像对这些一点也不排斥，在高杰的悉心照料和好言相劝下，到了下一个周一之前，他已经背熟了几首。我提醒他，这次一定要脱稿，不要再给校长抓住把柄。他点点头说：现在已经背得一个字也不差了。到了周一，孙老师借给他一套干干净净的校服，然后把他拽到洗手间，盯着他把头发洗净。他再次登上升旗台的时候，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不是他下意识地手脚乱动，几乎和高杰长得一模一样了。他把麦克风拿在手里，环顾四周，等大家彻底安静下来之后，他大声说：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祖国在我心中》。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像其他人一样，指挥家似的把一只手缓缓抬起：“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下面，我来讲一下海豚的呼吸系统。”整个校园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和掌声，有些人吹起口哨，大家像是过节了一样，在这一圈围墙里面从未有人这么集中地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一边笑得喘不上气一边开始担心，安德烈这次可闯了大祸了。他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讲道：海豚的呼吸是有意识的，如果它们想要自杀，只要让自己放弃下一次的呼吸就可以了。
之后安德烈再也没有走上升旗台，而是走上了教学楼前面的大纸，他的名字后面写着：留校察看。
孙老师对他没有办法，她已经把所有能够毁灭他自尊心的话都说尽了，可他的自尊心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是越发坚定地支撑着他坐在离黑板最远的角落，每天自得其乐地生活。
我也一样，无忧无虑，既然永远逃离不了这里，何不躺下好好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可安德烈不这么想，至少对于我，他不这么想。一天他对我说：你老坐这也不行，你还得往前坐，后窗户有我看着就行了，你还是得好好学习，咱俩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我早就不想学了。他说：不对，不对，不一样，你是有希望的，你就是话少。我说：有个屁希望，这三年咱俩注定做伴儿，你换不了人了。他说：孙老师说，这次期中考试就考这学期学的东西，你先把这次考好。我说：我就算这次有进步，也考不了年级第一啊，还是得坐这儿，来来，下盘五子棋。他说：咱们试一次，代数刚开始讲二次方程，几何讲切线，物理化学上学期刚开课，现在还讲基本概念，这几门我能帮你从头到尾捋一遍。英语我不会，你得自己背，语文会也没用，没准儿，到时候看运气。现在离期中考试还有十五六天，从明天开始，咱俩六点半到教室，你背英语，我听着，你就当我能听懂，然后这一天你也别听课，反正也看不清黑板，咱俩复习咱俩的，就这么定了。说完，他开始在他的书桌上刻小人，小人长了一张窄脸，嘴角高高翘着，笑得很开心，然后他画了一个箭头，箭头的终点刻上了我的名字。我想了想，如果像他说的试试，我能损失些什么呢？万一某一科考得不赖，是不是也能吓那些老师一跳，证明我虽然成绩不行，但我不是傻子。我突然发现我真的很想吓他们一跳。
那次期中考试成为我初中三年唯一的巅峰，我考了年级第一名。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加起来丢了一分，英语出奇地简单，大家分数相近，语文题出得很怪，作文是让用白话文写一首唐诗。那首唐诗我恰巧背过，是杜甫的《从军行》，小时候我爸拿着绘图的铁尺子逼我背的时候（我爸一直很推崇传统的教育方法），还要背上注释，所以每一句的意思和典故我都倒背如流，几乎不假思索地把作文写完，而大多数人写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成绩出来那天，隋飞飞、于和美还有其他几个所谓的好学生突然不和我说话了，好像我的第一名是趁她们不注意偷的，她们看我的眼神是看小偷的眼神。安德烈在成绩出来的时候，一下从书桌里跳起来，撞翻了桌子上的几本书，说：成了吧？成了，成了！虽然他的总分比我少了一百多分。在孙老师把我调回前排的时候，他又不停地用袖子擦鼻子说：李默，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钢笔水，钢笔水在我这儿，别忘拿了，你的草纸够吗？我这有草纸，你拿点。好像我不是被调到前排，而是被调到另一个学校。然后在书桌上刻了一个胖脸的小人儿，嘴巴两边耷拉下来，箭头冲下，指着他自己的胸口。
成绩出来没有几天，安德烈下课的时候把我叫到厕所，我们的厕所一般是打架和谈机密之事的场所，我见过乙班的一个男孩儿正蹲着拉屎，突然跑进来几个人趁他屁股露在外面，裤腰带卡在胸口，把他揍了一顿，这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跑没了，他又蹲下来把屎拉完。我还见过有人扶着厕所的墙拿着一封信大哭，我以为他是觉得这一封信当作手纸还远远不够，结果他哭完之后把信叠好揣起来然后撒了泡尿走了。安德烈却是来说正经事的。他告诉我，他在老师的办公室听见，教育局出了一份文件，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去新加坡留学的名额，在那里读高中大学，学费全免，还发生活费，只是需要毕业之后在那里工作三年。我说：这事需要在厕所说吗？今天有体育课，你球鞋带了没？他说：带了，带了。我还没说完呢，老师说，教育局的文件上写，这个名额应该给这次期中考试第一名的学生，那不就是你了？我突然觉得自己想拉屎，赶紧解开裤子蹲下，说：你还听见啥了？他站在我面前说：我没听见别的，老师这两天找你了吗？我说：没有，她把我调回前面就没再找过我。他说：那就对了，她说这话的时候，面前站的是隋飞飞。说完，他满怀期望地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和他心有灵犀，可是我还是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说：然后呢？他说：你怎么比我还笨？你没听说吗，孙老师现在在自己家里开了个补课班，又怕被人抓住，隋飞飞就帮她在班里拉皮条。我说：什么叫拉皮条？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听我妈说的，反正就是帮她拉学生，你懂了没？我说：我说最近孙老师讲课老是说一半话呢，原来那一半留着回家说。他说：我操，你还是没懂。她是想把那个名额给隋飞飞，这下你懂没？你拉屎真臭。我说：我是第一啊，文件上说是我，她也说了不算。他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你最好去问问她，让她知道你知道了。我说：对，我问问她去。然后我一边使劲一边开始想象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开始想象我远离了这里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是什么样子。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我一辈子唯一的机会，像小时候被爸妈反锁在平房里的时候一样，捅开后窗户，爬过一排低矮的小房子，跳在邻居的院里，再爬过一扇高我两头的木门，落在街上，然后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新生。我笑起来，笑容旋即僵在脸上，我说：安德烈，你带手纸了吗？安德烈掏出怀里的笔记本，撕了一张空白的给我，说：轻点，这纸硬。
第二节课刚好是孙老师的课，我准备下课就跟着她去办公室谈谈。她却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起立坐下之后，她说：这次期中考试，我们班的李默进步很大，大家鼓掌祝贺他。掌声过后，她冲着我说：我就知道你有潜力，所以把你放在最后一排，你这种学生，就得用激将法。然后对着大家说：但是，这次考试的数学卷子的倒数三题，出现了很多误判，数学组讨论了之后，发现很多同学的证明方法虽然和标准答案不一样，但是也是正确的，所以决定给一些同学修改分数，老师们虽然辛苦一些，可是只有这样，成绩才能公平一些。她拿出一份新的成绩单，说：这个事情对我们班的影响不大，只是，我看看，年级第一名是我们班的隋飞飞，李默是第二名，还都是我们班的学生，而且就算是第二，李默的进步已经很大，大家鼓掌祝贺他俩。我没有鼓掌，趴在桌子上。整整一堂课，我都没有把头抬起来，我怕看见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怕看见她的脸。下课的时候，安德烈走过来喊我：李默，体育课了。我没有动，我感觉如果我把头抬起来，这一节课流出的眼泪会从臂弯里淌出来。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我听见他用那两条僵硬的腿跑出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真的奇怪，我初中三年只流过那么一次眼泪，之后的很多年在我爸去世之前基本没有掉过眼泪，只有那么一次，眼泪毫无预兆地袭来，几乎把我冲垮。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有些恍惚，我没有向我爸妈说起，说了只会更加印证他们的人生大部分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我的恍惚是因为我一直在和自己讲话，说服自己新加坡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样的地方发生关系？安德烈一向喜欢胡思乱想，谁要是相信他的话一定倒霉，他还说人不是从大猴子进化来的，关于新加坡的故事就和猴子的故事一样，只是他小世界里的幻觉。
突然有一天傍晚，孙老师几乎是把门撞开，冲进教室里，她的脸完全变了样子，像是谁刚刚刺了她一刀，她正要找兵器刺回去。她喊道：李默，安德烈，给我出来！我俩还没有站起来，她已经跑过来，先是我，然后是安德烈，她拽住我们校服的领子，把我俩拖出教室去。我不敢相信她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她几乎是把我俩一个胳膊夹一个，提进校长室，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也不过如此吧。我还来不及想我们到底捅了多大的娄子，就已经立在校长室里。而这时候我发现，我爸妈竟然都在，还有两个中年人站在他们俩旁边，应该是一对卖肉的夫妻，因为男的系着一个围裙，上面都是血和油，如果不是刚杀过人，那就是刚杀过猪。我看到他的脸，突然明白他就是安德烈的爸爸，两个人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的脸就像是安德烈的脸不小心掉在地上，被过往的行人踩了几年。系着围裙的男人突然冲过来，一脚把安德烈踢倒，说：操你妈的，你活着就是要我的命，你再不死，我和你妈就都让你气死，踢死你，踢死你我给你偿命。他和着自己的节拍，把安德烈踢得满地打滚，女人并没有上去拉住他，而是两手拢在袖子里，小声说：挣的钱都给你花，你这些年花了多少钱，你把我们挣的钱都花了你。老安，回家再说吧，老安。我爸这时候走过来，拉住他，说：同志，这不是打孩子的地方，也没有这么打孩子的。他把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蹭，好像刚才是用手踢的，说：大哥你不知道，以后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安德烈趁机靠着墙站起来，手捂着肚子，人突然小了一圈。在他们走动的时候，我看见柳校长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后面，阴沉着脸，好像在等小鬼们闹完了，在生死簿上打钩。他说话了，我第一次听见他这么近地对人说话，感觉特别刺耳。我现在想听你亲口说，这张大字报是不是你写的？安德烈说：是我写的，不是别人。好，那是谁把它贴在校长室的门上的？是你自己，还是有别人？安德烈说：是我贴的，没有别人。安德烈的爸爸这时又抬起腿踢了他屁股一脚。柳校长说：同志，这不是菜市场，孙老师，如果他再打人，你就把黄师傅喊过来。黄师傅是我们学校资格最老的德育处老师，每天都带着手铐上班。安德烈的爸爸说：校长，我就是想让他站直了，你给我站直了。柳校长继续对安德烈说：同学，你要想好，你的回答对于你很重要，你现在还小，不要以为讲朋友义气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搞不好会耽误你一辈子。他说：我从不骗人，这张纸是我写的，草稿我可以拿给你看，在我的书包里。贴上去的也是我，昨天晚上八点左右贴的，用了一卷透明胶，我怕有人帮你撕下来，你看不见，我贴了三层。柳校长点点头，“大字报”一直摆在他的桌子上，一张卷子那么大。撕下来的人当时一定费了一些工夫，整张纸没有一点损坏，透明胶粘在纸上，上面的字迹就像写在水里一样。
柳校长把它递给孙老师，说：你给几位同志念一念。孙老师接过来，小声念：大字报……柳校长说：大点声，你不知道大字报怎么念吗？孙老师努力笑了笑，大声念：大字报，炮打孙老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柳校长，我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学生，李默也是初二丁班的一名学生，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老师。李默是这次期中考试的年级第一名，我不是，隋飞飞也不是，李默应该去新加坡，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孙老师……念到这里她停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安德烈小声说：篡改。原来她不认识“篡”字，这不奇怪，我们的老师们经常会不认识一些字，语文老师倒是认字多些，可是有时候她会被两位数之间的加法搞糊涂，比如给我们合分数的时候。孙老师排除了障碍继续念道：篡改分数的做法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和柳校长制定的校规，我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五讲四美、以德治国和柳校长制定的校规，我要向孙老师这种行为开炮，不止一炮，如果她不改正，我还要继续开炮，我愿意做一门拥护毛主席、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柳校长的迫击炮。最后，我想说的是，去新加坡的应该是李默，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此致敬礼，最最崇高的敬意，初二丁班，你的炮手，安德烈。校长室里安静下来，安德烈的文采超出我的预料，他不但留下名字，竟然称自己为“你的炮手”，他竟然还要拉拢柳校长做自己的后盾，我一度不敢相信这是他写的，可是确实是他的字迹，忽大忽小，弯弯曲曲。柳校长说：开炮这个词你从哪学的？安德烈说：我们曾经做过一道阅读题叫《炮打司令部》。柳校长点点头说：同学，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有什么事情可以讲，我们学校一直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你们想些什么，才能更好地教育你们。我心里想：完了，后面是可是。柳校长说：可是，你的方法是极其错误的，极其偏激的，你的这篇东西，是会毁掉一个年轻教师的，也会毁掉我们整个教师队伍对于学生的爱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摇头说：我说的是事实。她先错的。柳校长说：这个我会调查，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在我的学校里。安德烈说：这不是你的学校……安德烈的妈妈打断他说：校长，你给他一次机会，他是一时冲动，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我爸马上说：校长，这件事情和我们家孩子可没有关系，我们家李默完全不知情，他我还不知道？他没那个胆儿。安德烈的妈妈哭起来：德舜从小就老实，别人说什么都信，他就是让人当枪使了。安德烈说：妈，这件事情就是我一个人干的，你诬赖别人干什么？安德烈的爸爸的右手应声动了一下，他应该是想到了黄师傅，手没有举起来，而是说了句：你等回家的。柳校长摆了摆手说：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这件事情我已经心里有数了。这件事情虽然和李默有关系，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孙老师改分数的做法如果确实有问题，学校决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该谁去新加坡就谁去，按照上级的文件来。他挪了挪面前的茶杯，靠在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对安德烈说：这是三千块钱，退给你，这是你留校察看的记录和这三千块钱的收据，这不是开除，名义上你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中考我们也会安排你参加，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用来上学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教不了你。然后他对着安德烈的爸妈说：如果你俩觉得我的处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会孙老师会安排你们在收据和相关材料上签几个字。孙老师，送几位同志出去，刚才是谁接的他们，一会让他把几位同志送回去。
晚上放学之后走进家门，我爸正坐在饭桌后面抽烟，他问：真有新加坡这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安德烈从哪听来的。他说：校长说有文件，那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没看过文件。我妈拿着一把筷子，撒到桌子上说：吃饭了。我爸说：嗯，去洗洗手，吃饭吧。然后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过了两天，学校的教学楼上，记过和留校察看的学生的名单旁边，出现了一张红榜，是这次期中考试的最终成绩，第一个不是我，也不是隋飞飞，是一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名字，看名字应该是个女孩子，不知道她后来在新加坡生活得好吗，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孙老师连续几个星期情绪极坏，把隋飞飞都骂了几次，还取消了我们的体育课，她经常在讲课的时候突然开始数落我们，从骂我们脑袋笨开始，最后一句一般都是：你们这帮白眼狼。
三
从1998年的冬天，到2008年的冬天，这十个春夏秋冬，我经常和安德烈见面。后来我勉强上了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些文案工作，虽然也属于我们初中同学里面混得差的，毕竟也算是在社会上厮混着。他初中毕业之后去了一个极差的高中，念到高二退学回家。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家里，白天睡觉，等他爸妈睡下之后起床看书。前面几年他一直在研究解析几何和电磁铁，中间几年好像说发现了宇宙里反物质存在的证明，这些研究和发现都属于他自己，他从未想过让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知晓，更没有想过要去考个夜校或者学门手艺，到社会上混口饭吃。他一直靠着他的爸妈卖猪肉猪排骨猪血挣的钱养着他。他爸开始的时候经常要把他打出去，可他很经揍，每次挨完揍，躺在床上就能睡着，第二天还是赖在家里。后来，他爸得了膀胱癌，命暂时保住了，膀胱没有保住，腰的附近就多了一个尿袋，每天要倒几次，还得定期打消炎针，于是就打不动他，只能躺在床上指着同样躺在床上的他骂个不停。他有时候会回嘴，因为他知道虽然两张床离得很近，可对于他爸却是无法逾越的距离。两个每天躺在床上对骂的男人要靠着一个女人独自卖猪肉来养，我经常会想象这三个人是怎样痛苦的一副组合。
到了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德烈得到了一台计算机，是亲戚淘汰下来的废品。他每天跑图书馆，终于自己把计算机修好了，还学会了偷邻居的网线，他说：反正他们晚上都睡觉了，我和他们谁也不耽误谁。没多久，他又学会了用代理器上一些国外的网站，他不怎么懂英文，可他说他能看懂，我也相信他。
我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踢球，他的脚法还是那么硬，穿的也还是初中时候的校服，他后来几乎没怎么长个儿，自行车后面夹着初中时候的破书包，书包装着他搜集的报纸碎片。无论我站在哪，他都要把球传给我，有时候会惹一些陌生人不高兴，我只好拉着他走掉，我可不想和他一块挨揍。有一天他跟我说：这周他不能来踢球了，他要练功。我说：练功？他说：嗯，练气功。我说：我还以为你不信这个。他说：这个不一样。他解释了我很多疑问。他告诉我什么叫作真善美。几个月的时间，他不断瘦下去，不知道他是在练气功还是在喝减肥茶。没多久，气功教众闹出了乱子，安德烈又出来踢球了，可是心情看起来很不好，他说：李默，原来都是假的。我说：什么是假的？他说：气功是假的，说气功是假的人也是假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我没明白他的意思，觉得他又出来踢球就是好事情。可从那以后，他的身上开始起了变化，他不再和我讲，他在做什么实验，他心中的宇宙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演变，而是经常和我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次运动，人之间有怎样的龌龊，谁是谁的干儿子，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对政治和近代史发生了兴趣，而且主要是政治黑幕和近代野史。他告诉我：迫害知识分子和亩产万斤之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是赤裸裸的那种，而是暗地里偷偷摸摸地进行，用人们感觉不到的方式。虽然我混得也不怎么样，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种。而且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我们应该和时代站在一起，换句话说，自己要先混出个样来。他也完全不能同意我，他说他拒绝和这样一个时代同流合污。我说你这样活法，革命还没有来到，你已经先成了烈士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可我们也没有因为对时代的看法南辕北辙而疏远。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踢球，然后找一个饭馆，喝上几瓶啤酒，他讲他的信念，我讲我的生活，好像在面对另一个自己自言自语，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干脆变成一种光有诉说而没有倾听的谈话。我们唯一的共同话题是追忆我们的初中生活，他把那段时光当作他一生里最美妙的时光，尽管他的初中生活并不完整，也命途多舛，可是他觉得那时候他能和他的朋友坐在一个教室里，不管当时他受了多少迫害，他管这个叫迫害，他还是无比怀念他仅有的两年初中生活。到了2007年，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我问：什么方向？他说：朝鲜。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我还以为他想要到朝鲜留学，可是朝鲜是不是有大学我都拿不准，他说：我要研究朝鲜这个国家。我说：那个国家有什么研究的？那时候朝鲜正和美国闹别扭，说自己兜里其实揣着原子弹，别看你过得好，我扔你一个，你扔我一个，咱们两个国家就都回到史前了。他说：你不知道，朝鲜太重要了，他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我说：照现在看，我们的未来即便不是美国，也不可能是朝鲜。他说：你不知道，李默，这方面你真的不知道。我心想，好吧，那我就不知道吧，在家研究朝鲜，总比时刻准备着提着冲锋枪上战场让人放心。之后他便经常和我说，朝鲜最近怎样怎样。我开始觉得有趣，像是听评书一样听他义愤填膺地讲下去，可是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有些担心，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小心翼翼，有的时候环顾左右，好像随时要塞给我一张秘密图纸。有一次吃饭吃到一半，他正小声讲着朝鲜政府怎么改装老百姓的收音机，让它只能收到一个频段，就是朝鲜中央广播电台，突然他喊道：老板，结账。我说：干吗？我还没吃完呢。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又喊：结账！出来之后，他告诉我：那家饭店不安全。我说：哪不安全？他说：坐我们侧后方那个人有问题。我的心里升起来一种十分不好的预感，而根据我对于预感的经验，不好的预感通常都要成真。我这次的预感是，我的朋友好像是要生病了。
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被杀猪的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导致此事的直接原因是他把他家养了五年的猫掐死了，他怀疑这只猫是间谍，用胡子当作天线发送电波。我没有时间去看他。而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想到我这个认识了十二年的朋友，虽然他已经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是想找他说说。他接到我的电话马上听出是我，他说：默，你一定是有事找我。我说：你还好吧。他说：我很好，我尽量表现得像个疯子。你那边出什么事了？我尽可能平静地说：我爸今天去世了。他说：叔叔遭罪了吗？我说：最后他肺子里长满了肿瘤，他是给憋死的。他说：肺癌最惨的是，人被活活耗死，叔叔这种还算可以了。我爸的癌症最近也扩散了，我希望他赶快死掉，起码还能像个人一样死掉。我说：既然人要死，为什么还要活着呢？他说：其实，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人在死去那一秒已经不是人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我进去的时候，大夫问了我无数的问题，我只问了她一个问题。我问：什么？他说：我问她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们放不放无辜的人？我说：她放吗？他说：她笑了，说，欢迎你，这里都是像你一样“无辜”的人。
当他在我父亲葬礼的清晨，提着书包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怀疑我不但睾丸出了问题，因为过度劳累，我的精神也出现了幻觉。可马上我知道这不是幻觉，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父亲头七之后，我挂着孝走进他的病房。精神病院在离城区很远的地方，也围着铁丝网，可比我们学校的网高出很多。大夫说：他已经认不得人了。我说：一个星期之前他还认得我。大夫说：被抓回来后，他的病情恶化得厉害，院里也加大了药量，辅以物理疗法。他的病房干净得很，没有油渍，没有乱堆的书本和草纸，只有一排白色的病床。他的床靠窗，我把水果放在窗台上，他正坐在床上看书，是《时间简史》，我知道他初中时候就看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又重看。他好像没有发觉他的床边多了一个人，我叫他：安德烈。他抬头看了眼我，说：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这儿怎么样？他把眼睛移回书上，说：此地甚好。我想起来，这句话他曾经给我讲过，是瞿秋白临刑前说的。我在他的床上坐了很久，他一直在看书，时不时用手蘸着唾沫翻动书页，我说：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踢球。他像是没有听见，等我站起来，他突然一边翻书一边说：书桌里的铅笔别忘拿了，钢笔水在我这儿，别忘拿了，我这有草纸，你拿点。我找到他的手握了握，走了。
大夫说我走之后，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袭击了护士，禁止我再去探望。
我再也没踢过足球。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