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宁都会议的缘起

第四节

宁都会议

的缘起

宁都会议

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必须贯彻执行以反对党内右倾和实行积极进攻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打击一切与此相违背的倾向。作为犯路线错误的留用人员，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觉腰杆不硬，胆怯心虚，既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但又在原则与实际之间徘徊瞻顾，依违不决，应该说，周本人的这种矛盾心态对后来促成宁都会议的召开，是不无关系的。

事实上，周恩来到江西之初，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广为流传的那样一衔左倾中央之命整肃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手中既有贯彻国际路线的尚方宝剑，而毛的一贯右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都挂了号的。不过另一方面，周也没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热，而是与毛若即若离，敬而远之。这其中既有政治上不言而喻的原因，也有两人出身、经历、个性上的差异。

应该说，用"相安无事"来形容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周恩来善于求问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分不开。平心而论，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周在进入中央根据地，特别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军事才干的认识。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团结毛一道工作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随后，周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此作进一步申说：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这封电报被大陆学术界每每引用，说明周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如何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不过总是掐头去尾，回避了他在政治上对毛的看法以及由他来督促毛改正错误等内容。舍此就无法说明周何以能够说服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任命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无法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周恩来此举很快便弄得自讨苦吃，骑虎难下，而且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阴差阳错地铸成了宁都会议的历史大错。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周恩来在电报中这样说到：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他接着写道：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下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毛：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往往不着边际，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这与周本人务实缜密、中规中矩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反差，两人之间的意见不和乃至摩擦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用周后来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说，是"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什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相容"。

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周恩来的这封信，目前大陆学术界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为周遮掩，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因为它实在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事情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甚放心对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对周恩来力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因为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而这是与临时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诸领导人，对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提出严厉批评，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这里请特别注意，撤换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而非在会议进行之中才骤然提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事后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见。"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行事勤谨慎密有余，而敢作敢为的大气不足。这一性格特点，越是到历史的紧要之处就越发显露出来。这次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本来由前述周氏的信而起，但事到临头，他却又打起退堂鼓来，患得患失，既想在作战指挥中一显身手，但又自信不足；既想解决前方指挥作战不能专责的问题，同时又不想得罪毛泽东，在两难之中犹豫不决，听任事态的发展，最后终于弄得事情无法收拾。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不过，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执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指周--作者注)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应该说，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这种心理的揣测还是基本上准确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我个人有实验之心，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是实情。"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因此并不买他这点"团结之意"的账。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帮周一把。当然，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在这里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来的胆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帅才。他的如意算盘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重新请回军中来收拾残局，就像当年红四军九大时一样。因为在自视甚高的毛看来，红军是他一人创建的，离开了他，谁也指挥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举几乎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无人理睬，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而妨碍毛重返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的日子也不好过，承受着内外夹攻的双重压力。在外部，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分左、中、右三路，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大军压境。一场兵力悬殊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偏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宁都会议又决定临阵换将，毛泽东也不愿留在前方作帮手。于是周恩来只好硬著头皮，临危受命，独立承担起前方作战指挥的重任，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求人不如求己。为此，他和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只好用"只有自己干"来互相勉励。"

在内部，宁都会议引发的党内斗争的余波未已。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很不满意，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更厉害的是，苏区中央局认为周恩来这次又旧病复发，"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指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这种批评火力之猛，兼揭老底，仅次于批毛，显然是要给刚上任的周氏一个下马威，从而把前方作战的决定权掌握在后方手里。周恩来当然明白这一点，在随后的作战指挥中十分注意向后方请示报告，军机大事尽量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为了洗刷所谓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指控，他还是站出来为自己辩白。他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

"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因此"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当然，周也明确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为"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周恩来的申辩终于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讨回了公道。临时中央在复电中表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临时中央作这样的表态，当然不是在故意偏袒周氏，而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本来，宁都会议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临阵换将，就已经犯了兵家大忌。如果再让周恩来背着重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思想包袱去主持作战，那就真无异于不战自败了。

周恩来虽然在中共临时中央那里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他深知自己也因此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不论于公于私都是不言而喻的。周氏本来就是一个临事而惧，做事一丝不苟的人。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因为前三次只是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行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风头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备受冷落。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更令毛窝火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借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缘脉关系加上新近的大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为红军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驯顺屈从，凡事总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使毛的复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教条宗派甚至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尽管他们气势汹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拿"国际路线"压人，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周恩来则不然，在党内颇有人望，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为人圆滑，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枱轿子，卖力打天下，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世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心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于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周恩来把自己之所以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陷得很深的原因上纲上线，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杂念作祟的缘故，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丝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

周恩来在作这番报告时，内心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刚刚被查出得了膀胱癌，正急待治疗，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反省，把当年的历史老账更新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这种苛待乃至建国以后种种祸国殃民的胡作非为，总是默默忍受，屈从退让，不敢出一句恶声，究其历史原因，不能不说与他在宁都会议上欠了毛的账，内心一直深自愧疚有关。这实在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这也是本书不惜笔墨交待宁都会议来龙去脉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