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最后决定权仍在周的手里。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如果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曾经结怨于毛泽东的话，那么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则是有大功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但为了维护非其莫属的领袖地位，在表面上却不想认账，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中共党史中的这一段历史被弄得扑朔迷离，谬误流传，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现在该是廓清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遵义会议是中共在长征途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长期以来，它被作为毛泽东确立其中共领袖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毛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是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而这一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周恩来在军队中受排挤，失去指挥权有关。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小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应该说，当时最有条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独揽大权的便是周恩来，如果他敢于站出来一争的话。周是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中唯一的一个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资历和个人才干都远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前连普通的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党内资历，他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小辈而已。博古当初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有着共产国际有意扶植王明教条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已经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不过当时有言在先，指明这只是临时中央，不仅要上报共产国际批准，而且待日后多数中央委员在一起时，须开会补办手续。对此，周恩来是当时少数知情人之一。

然而，当博古到江西后想当然地接管并独揽大权时，周恩来却并没有当面捅穿这一点，提议召开中央会议进行确认，而是在一旁默不做声，听之任之。这固然是和他当时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前面分析过的那种畏首畏尾的心态在作祟，既怯于自己站出来挑头干，也不敢得罪有共产国际撑腰的党内留苏派。既然博古他们绝口不提这件事，周也就不愿意出来唱黑脸，自讨没趣，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周恩来的退让，并没有使一心抓权的博古善罢甘休，相反更得寸进尺，继集党务大权于一身后，博古又一步步地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他先是将随军行动的中央军委移至后方，增补他本人为委员，由后方对前方发号施令，剥夺了前方对军事行动方针的决定权；进而又根据李德的提议，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干脆撤销前方总部，把周调回后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个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以后，周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排挤出局，落得和毛泽东一样的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以及他所具有的组织才干确为党内所需的缘故。周氏的这两个特点，特别是前一个，既是他能够屡次在党内斗争中涉险过关，成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也是他最为人诟病之处。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

"这时期(指博古、李德当政时期--作者注)，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不节小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以鼓励我埋头干麻痹我，在小关节上又让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段分析，对他自己弱点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幡然改过，这一弱点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又一再地显露出来，每次检讨过关之后，依然故我。这与其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毋宁说是周氏在中共异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为了自保而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而且经过多年的磨练之后，已经完全化为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本能，两者水乳交融，很难分清何者为先了。

让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吧。

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力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蚕食中央苏区。相形之下，作为赛克特的对手，同为德国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绝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虽苦战经年，但伤亡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战略转移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经过认真的动员和准备，甚至连在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以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主力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无法机动作战，一路被动挨打，屡失先机，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戕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不过，此刻更令他焦虑的，倒还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如何收拾眼前的败局，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对此，他心中茫然无底，而且对李德的指挥也彻底失去了信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而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一意孤行了。

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毛的军事才能确有过人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出毛眼下正利用党内军中的不满，为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而四处活动。这种局面同样令周忧心忡忡。他十分了解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人，而这种搞法势必造成党内领导层的分裂，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对于已经处于危境之中的中共和红军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周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这种"病笃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其实，这种心情也并非周氏一人独有，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譬如，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让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宁都会议后，毛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但一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毛在暂时隐忍的同时，一直在暗中活动，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党内军中已有的政治影响外，并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揽人心，寻找新的政治盟友。为此，就连他本人以往暴躁的脾气和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收敛了许多。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有意识地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企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圈中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当时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打游击的政治局委员项英曾对此表示忧虑。李德写道："他(项英--引者注)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或许毛泽东确实不想为了自己的东山再起而人为地制造党内危机，不过一旦客观上出现这种机会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博古，李德当然拒绝了毛的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乘人之危的挑战。

大概是觉得此举"逼宫"的味道太过明显，正在考虑转向的周恩来一开始也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作法，因为在周看来，尽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确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党的团结。这一点始终是周氏政治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想法。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丁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XX(朱德--作者注)一个，XXX(周恩来--作者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建国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作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如果说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求开会清算领导错误的主张还在踌躇之中的话，那么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就别无选择了。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主力的争论。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下同--作者注)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李德很主观、很机械，他主张硬打硬拚。"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而且由于周在党内军中的资望，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这些追随周氏的人，大都是党内军中的实力人物，且在政治上多半采取中立态度。他们既推许毛泽东的军事才略，但也不喜欢毛喜欢揽权专断嗜好整人的为人。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之后，相形之下，他们更愿意让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发挥毛的军事才能，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

事实上，当时党内军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为数不少，在领导层的摊牌，周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像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人。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周、毛二人在党内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检讨并承担了责任之后，仍然获得党内的信任，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作为周的"帮助者"的原因所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和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周的这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兴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两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别则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这一手十分老到，既摆出了高姿态，使得博古，李德陷于孤立，想闹也闹不起来，促使会议形成了最终的决议。同时，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数人的谅解，在政治上渡过了难关。

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得最为淆乱不清的便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遵义会议一直被认为是两人政治关系和党内地位逆转的关节点。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作为确立了毛泽东党领导地位的标志而大书特书。这一点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特别是当毛在世时更是如此，对历史真相讳莫如深，形成了人们对中共党史只知有毛不知有他人的偏颇。

毛泽东死后，随着历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这一定论发生了疑问。中共官方说法不得下退而求其次，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疑问，因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作者注)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通过遵义会议布政治上打了个翻身仗，但所获得的胜利远没有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辉煌，更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毛、周关系中的紧要之处，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以什么方式正式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名副其实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这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一直是个避而不谈的话题，这一变动过程，充分显露了毛、周各自的为人，长处和短处，以及由此演成的必然结局。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被推举出来主持军中大计，但毕竟是个"败军之将"，是党内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并未真正获得全权信任，实际上的处境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相似。本来作为一个指挥全军的统帅，需要独断决行的权力和意志，行事举重若轻，敢于放手一搏。然而，周本人既不具备这种权力，为人气质也不属于这种类型。周氏本来就是一个做事多畏多虑，临事而惧的人。在个人接连在党内斗争中栽跟头，并且导致红军蒙受重大挫败之后，原有的心气更是大打折扣，遇事未争先自馁。再加上红军正处于危境之中，任何一个决策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因此，周此时临事而惧的心态比以往更甚。

平心而论，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一个全军统帅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非但于军事上的指挥作战不利，而且个人的精神压力也太大。从周恩来其后的应对之道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为在遵义会议后有意退让，而让毛泽东在实际指挥中唱主角。

周恩来的这种作法，正中毛泽东的下怀，给了他施展权谋，反客为主的机会。就为人而论，毛与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毛本来就是一个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敢于迎接挑战。这正和担当全军统帅所需要的气质相合。而且此刻毛又正处在政治上翻身后扬眉吐气的亢奋之中，正想大展身手，一扫几年来积在心中的郁闷之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同时，客观上也有此需要。毛泽东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过打胜仗来为自己立威。此外，对毛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已经中断。这样天高皇帝远，更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后来的事实讲明，毛泽东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才干都高人一筹，令中共党内所有的对手甘拜下风。首先在军事上，为了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毛的指挥才能由此为党内所折服。毛本人也颇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其次，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在政治上也大有斩获，巧妙地采用改变中央常委内部分工的方式，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组织问题，迫使博古交出党内负总责的权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张闻天取而代之。这一招颇为老谋深算，有一石数鸟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路，同时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国际派背景的张闻天，拿他当挡箭牌来堵住共产国际的嘴，使毛本人在实际上主导党内最高核心的决策而又不枉担虚名。这样一来，毛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地位大为巩固，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朝着中共最高领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不过，毛泽东并非是个常胜将军，其通向中共最高领袖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上城战役就没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败仗"。这一挫败虽然没有对毛在党内军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损害，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他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稍后讨论攻打打鼓新场时，当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反对攻打，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时，结果竟然弄假成真，与会者通过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是毛在遵义会议后所获得的军事指挥上的实权职务。这样一来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周恩来居中转圜，才帮助毛解脱了困境。对此，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周恩来在说这番话时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威望虽然已经大为跌落，其权势却还是如日中天。因而他有意回避了毛当时以辞职叫要挟，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的窘境。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小看出两点：其一，周恩来当时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当时有关军事行动方针的决策中，周是最终拍板的。其二，毛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很脆弱，个人的权威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然有可能被人轰下台，如果党内有人蓄意找碴作对的话。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对林彪在随后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提出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后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还旧事重提，因为他怀疑是彭在背后搞鬼，趁自己接连在指挥土城、鲁班两战失利之机，鼓动林彪写信，企图取而代之，就像他在湘江大败后乘机发难，取代"三人团"一样。因此，这时还远谈不上毛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这场风波，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挫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重演，毛随即以作战指挥需要独断专行为名，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这一提议随即获得通过。

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其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所依据的都是些重要当事人的说法，诸如张闻天、王稼祥乃至周本人的回忆，但由于他们部是在延安整风以后，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回述的，有的还是在文革造神运动巅峰时讲的，因而不免掺杂政治因素，带有溢美拔高之处。

事实上，当时在军事三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书。他在文革期间谈起这段历史时，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即三人小组--作者注)，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这恰好印证了直到这时，周氏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点当时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周在遵义会议后的作战指挥上并无大错，即使有错的话，责任也更多的在负责直接指挥作战的毛，因而没有理由改变周的这种地位。

再者，周恩来刚刚凭借他的领导地位帮助毛泽东渡过难关，化解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又怎么可能设想突然在没有任何变故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人取而代之呢?实际上，周在中共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一直到其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点，从二月间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主题报告和会议的结论就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渐被毛泽东所取代。这种变化随着红军逐步摆脱危境而日益明显。毛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不甘久居于人下的人，在形势有了转机后，更是觉得主持军中大计非他莫属。于是，毛便施展权谋，在其政治盟友张闻天的配合下，反客为主，一步步把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毛泽东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自然不免让周恩来感到难堪，但善于隐忍退让的周氏似乎并不计较这一点，和在李德时代一样，安于担负起作战指挥中的具体工作，而将决断让毛来做。周的这种作法，与其说是无可奈何的拱手让权，不如说是相忍为党的主动让贤。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取代周恩来，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的呢?说起来并不光彩，颇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这要从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旋即发生的分裂谈起。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劫后相逢，本应同心协力，共渡艰难。然而在短暂的欢聚之后，双方便因歧见而彻底闹翻，分道扬镳。表面上的原因是对行动方针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实际上却是党内两个山头之间的权争，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个人领袖欲极强的人。张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又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的疲惫之师之上，于是便以此作为资本伸手抓权，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深知张国焘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来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大权在握的毛又岂能将刚刚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忍受张某骑在头上发号施令?红一方面军虽然在实力上不及红四方面军，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行动，占有天时人和之利。于是，毛便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以及张闻天的"虚君"地位表现得淋彻尽致：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下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下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更能显出毛泽东心计的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人缘很好，又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为了避免周被张拉过去，形成张、周两人联手的局面，毛又预作防范，随后任命周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应该指出的是，老于权谋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然而，毛泽东不以此为满足，冈斥讣十那么名正言顺。为此，毛在与张国焘斗法的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改变遵义会议确定下来的周作为党内在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以便从根本上确立他本人对军队名符其实的领导地位。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病倒了，得的是肝脓疡，病情来势凶猛，连日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当时急需排脓，但在行军途中又没有条件开刀，医生只好用冰块敷在肝区上降温，其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因为周病得很重，生死难料，不得不把邓颖超从休养连接来照料。五十年后，邓对当时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的情景回忆说，当时周恩来睡在木板上一直昏迷不醒，她在照看叫的同时，从他脱下来的红色羊毛背心中挤虱子，结果找到一百七十多个，挤虱子的血把两个指甲都染红了，最后靠著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周恩来才逐渐清醒过来，不时地呻吟著，并说肚子痛，在邓和医生的帮助下，终于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来，他的烧才慢慢退了下来。

周恩来病倒而暂时不能理事。正好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趁之机来改变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使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名正言顺。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应该说，毛泽东和张闻天联手演的这出戏，排周的意味过于明显。因为按照一般常理，即使因病一时无法工作，也不必要马上就进行组织上的调整，完全可以采取由他人暂时代理的方式。很显然，这种组织调整在表面文章的背后，带有弄权施计，乘人之危的味道。目前没有史料说明当时周恩来本人对这一变动的内心真实想法，不过可以大致推想的是，尽管这种搞法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下不来台，但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情况下，本来就有意推毛在作战指挥中唱主角的周氏正好顺水推舟，既是为大局考虑，他本人也无意枉担虚名，因此大约不会说什么，便接受了这种摆布。

然而，毛泽东还不想善罢甘休，尽管他已经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因为取代周的方式毕竟不那么光彩而令毛时时感到心虚。再加上周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并且仍然担任着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在军中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担心周目前的让权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暂时隐忍，一旦时机有利，他将会卷土重来。因此，毛决定趁热打铁，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摆脱红四方面军后，随后在途中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这样一来，周恩来不仅在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而且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变得可有可无。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甚至几乎被排挤出军队。由被毛泽东称为"明君"实则"虚君"的张闻天出面，藉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提出周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还是留在军中为好。毛一见张的方案碰了钉子，又转而出来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负责，自己当副手。

对毛泽东这种表里文章，周恩来当然心知其意，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周虽柯意推让毛主持军事，但也不想就这样被排挤出局，改做党的工作，更不想与毛一争：丰画享画芸：之萼轰皇盖子琵i岩誓言：弓?日·高下，于是顺水推舟，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就这样，毛出任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人把党内外军事工作的最高职务独挑起来，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从此以后，这种领导格局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中共打下江山后的建国初期，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容忍周恩来一直留在军中，除了因为毛懂得在权力斗争中适可而止的道理，更主要的还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周的辅佐。原因在于毛纵有雄才大略，也无法一人唱独脚戏，况且他缺乏组织上的才干，遇事大而化之而不愿做具体琐碎的工作；而这恰恰是周氏的所长，正是毛需要依赖他的地方。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份量、组织才干以及凡事隐忍的态度，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企图将他完全排挤出军队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把周视为可能向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对手而始终存有戒心，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业所必须争取乃至倚重的对象。终其一生，毛对周始终没钉摆脱这种矛盾心态的纠葛。这是我们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来把握毛本人交甽可处理毛、周关系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