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万事开头难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只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下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周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布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之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的周恩来将这些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雅谑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布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氏又把话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文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问毛泽东这一问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下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以空前和解的语气谈论中国问题，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不过更打动中国的，还是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中国方面按鸾滋疑峦恋欲芝恋妄二立表示："我愿同它作进一步'更为彻底的探索'，不失立场!并吊它的胃口，然后把它拟派代表来北京的建议接过来，表示愿三；；"。而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唔。中美两国之间试探性的接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封冻在中美关系之间的坚冰开始打破，昔日这两个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各自的利益，重新走到一起，努力求同存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之间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的战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