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正好在此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现朗诺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南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门'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

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力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圆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

"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局势，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到：

"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当。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住。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行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在逆转，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积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睹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传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周恩来则对《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更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会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极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乾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作者在大陆期间所接触过的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三事件后打开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借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