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有国家吗?
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142]。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